第294章 清明雨中忆平凡英雄傅水恒。（1/2）
（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太行山的四月，雨总是来得突然。
傅博文站在山脚下，看着绵延的群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手里的黑伞微微倾斜，挡住飘洒的细雨。这是他第十七个清明独自来到这里——自从十六岁那年，爷爷傅水恒的遗物箱被打开，那个沉默了一生的老人背后的故事如潮水般涌出。
“小伙子，又来了？”
身后传来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傅博文转身，看见一位穿着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正被两名中年人搀扶着从一辆军用吉普车上下来。
“陈爷爷。”傅博文连忙上前帮忙搀扶。
陈老今年九十四了，曾是爷爷傅水恒的指导员。每年清明，只要身体允许，他一定会从北京赶来。而像他这样的人，傅博文在这十七年里，见到了太多。
“你爷爷啊，就喜欢这太行山的雨。”陈老望着被雨幕笼罩的山峦，眼睛里有岁月也抹不去的光，“他说雨声能盖住行军脚步声，能洗去血迹，还能...让牺牲的战友们安息。”
一行人开始沿着修缮过的石阶向上走。这条路傅博文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处转弯、每一棵有标记的树都刻在记忆里。但今天，雨中的山路似乎有些不同——前方影影绰绰，已经有不少人影在雨中缓缓移动。
“今年人好像特别多。”搀扶着陈老的中年军官低声道。
陈老点点头，没说话。但傅博文看见老人握拐杖的手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雨渐渐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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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腰的抗战烈士纪念广场，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傅博文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年龄各异，穿着不同，有的像是远道而来的旅人，有的则明显是本地村民。他们安静地站在雨中，许多人手里捧着白菊，目光都投向广场中央那座朴素的纪念碑。
“他们都是来看你爷爷的。”陈老轻声说。
“可我爷爷只是个连长...”傅博文下意识地说。这句话他说了十七年，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困惑，再到如今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谦辞。
“只是个连长？”陈老停下脚步，转头看他，雨水顺着老人满是皱纹的脸颊滑落，“博文，你今年三十三了吧？做了七年记者，走过大半个中国，写过那么多人的故事。可你真明白‘只是个连长’这四个字，在1942年的太行山意味着什么吗？”
傅博文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雨声哗哗，仿佛整个太行山都在等待一个回答。
就在这时，人群微微骚动。一位坐着轮椅、被家人推着的老妇人出现在广场边缘。她看起来至少有九十岁了，满头银丝梳得一丝不苟，怀里抱着一束开得正盛的野山菊——那种只在太行山深处四月雨中绽放的花。
“她怎么也来了...”陈老喃喃道，声音里有一种傅博文从未听过的震动。
老妇人的轮椅被推到纪念碑正前方。她没有看碑文，而是仰头望着碑后那片苍茫的山林，目光穿透雨幕，穿透时光。
“嫂子。”陈老走上前，蹲下身与她平视，“您不该来的，这天气，这山路...”
“十七年了，我再不来，就怕没机会了。”老妇人的声音出奇地清晰，带着南方口音，在北方山雨中格外特别。她转头看向傅博文，“这就是水恒的孙子？”
傅博文连忙点头：“奶奶您好，我是傅博文。”
老妇人仔细端详他的脸，许久，点点头：“眼睛像他，特别是眼神里的那股...执拗。”她轻轻拍了拍轮椅扶手，“推我去那边树下吧，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关于你爷爷，关于1942年清明雨的故事。”
雨越下越大，但在那棵百年松树下，却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屏障，将雨水和时光都暂时隔绝在外。聚集的人们自发地围拢过来，没有人说话，只有雨声和远处山涧奔流的声音。
老妇人姓林，叫林静婉。1941年冬，她二十三岁，是从上海来的战地护士，被分配到太行山根据地。而傅水恒，是负责护送医疗队和物资的连长，那年二十六岁。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场大雪里。”林静婉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他和他的连队，用身体在齐腰深的雪中开出一条路，把我们从鬼子封锁线那边接过来。到了驻地，他们很多人脚都冻伤了，却急着帮我们卸药品，搭帐篷。”
她顿了顿，目光飘向远山：“你爷爷那时不爱说话，总是皱着眉看地图，或者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严肃得过分。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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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底，日军发动春季大扫荡，目标直指太行山根据地核心区域。傅水恒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后方医院和八百多名伤员转移。
“那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七天。”陈老接过了话头，声音低沉，“我们连满编一百四十二人，要对抗日军一个加强大队和伪军一个团，近两千人。地形对我们有利，但弹药、粮食...什么都没有。水恒那几天几乎没合眼，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
雨声中，两位老人的叙述交织，将八十年前的画面一点点拼凑起来。
第四天，弹药告急。傅水恒做了一个决定：夜间突袭敌军弹药库。
“那是自杀任务。”陈老说，“所有人都知道。鬼子把弹药库守得铁桶一般，三个火力点互为犄角，照明弹整夜不停。水恒挑了十二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出发前，他在每个人手心里画了个奇怪的符号。”陈老伸出颤抖的右手，掌心向上，仿佛那个符号还在，“他说这是‘护身符’，祖传的。我们那时都笑他迷信，可后来...”
后来，十二个人奇迹般地渗透进去，炸掉了弹药库，十一个人活着回来——只有一个新兵在撤退时被流弹击中大腿。
“那孩子的腿本来保不住了。”林静婉轻声说，“伤口感染，高烧不退，我们所有的磺胺都用完了。水恒守了他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拿来一小包药粉，说是从被炸的日军医务所里找到的。”
“那是什么药？”傅博文忍不住问。
两位老人对视一眼，陈老缓缓摇头：“我们后来才知道，1942年，日军根本没有那种高效抗生素。那不是日军的药，可水恒从不解释药的来源。那个小战士活下来了，建国后做了县农机站的站长，前年才走。”
傅博文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他想起了爷爷的那个铁盒子，里面除了勋章和日记，还有一个从未有人能打开的“怀表”——其实不是怀表，而是一个精巧的金属装置，中心有一个淡淡的、和陈老描述极为相似的符号。
“第五天，鬼子调来了山炮。”陈老继续讲述，声音越来越低，“我们的阵地被炸平了两次，伤亡过半。水恒的左肩被弹片击中，静婉给他包扎时，发现伤口深可见骨。可他只休息了半小时，就又上前线了。”
林静婉接话道：“我追上去想让他至少打一针吗啡，他转过头对我说——我永远记得他的表情——他说‘林护士，如果我倒下了，帮我打开我贴身口袋里的本子，按照最后一页写的做’。”
“那是什么？”有人轻声问。
林静婉摇摇头：“我不知道。因为那天晚上，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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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深夜，日军发动总攻。残余的三十多名战士被压制在最后一道山梁上，下方就是正在艰难转移的伤员队伍。
“我们已经准备和阵地共存亡了。”陈老说，“水恒让我们把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绑成集束手榴弹。他说要带两个人从侧面悬崖摸下去，炸日军的指挥所。那悬崖我们看过，根本下不去，那是绝路。”
“可他还是下去了。”林静婉说，“带着两个自愿跟去的战士。我拿着望远镜看，他们就像...就像壁虎一样贴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一点一点往下挪。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落脚点，可他们就是能过去。”
“更奇怪的是，”陈老压低声音，“鬼子明明有望远镜，有照明弹，却好像完全没看见他们。直到爆炸声从日军指挥部方向传来，我们才反应过来——他们真的做到了！”
指挥所被端，日军陷入短暂混乱。后方医院趁机完成了最后一段转移，进入更隐蔽的山谷。而傅水恒和两名战士，在爆炸中奇迹生还，虽然都负了伤，但三天后成功归队。
“回来后，水恒高烧了三天。”林静婉回忆道，“昏迷中一直在说胡话，说什么‘积分用完了’、‘系统惩罚’、‘修复需要时间’...我们都以为他是烧糊涂了。”
系统。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进傅博文的脑海。他猛地想起，在整理爷爷遗物时，那本从不让人看的日记最后一页，用极淡的铅笔写着几行字，其中就有“系统”二字。当时家人以为是爷爷在病中神志不清的涂鸦，现在想来...
雨忽然小了，变成了蒙蒙细雨。围听的人群越来越多，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一位中年妇女走上前，向林静婉深深鞠躬：“林奶奶，我父亲就是当年您护理过的伤员。他说没有傅连长和您，他活不过1942年春天。”
接着，一个又一个人站出来：
“我爷爷是那十二个炸弹药库的战士之一...”
“我外婆是被转移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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