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3章 从工坊到乡野的渗透（1/2）

当京城的秋狩余韵渐散，目光从皇长子朱载堃的初次公开历练移开，大明广袤的疆域上，由新政点燃的星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样性，在各方势力的参与、博弈与适应下，燃成一片片或明亮或晦暗的火焰，改变着各地的风貌与人心。

江西，新政的试验田与风向标，在《商事通则》颁布后，并未停下脚步，反而进入了更精细、也更复杂的深耕阶段。

饶州府乐平县的“兴业夏布工坊”早已恢复生产，且规模更胜从前。在吴永年的支持下，工坊主方商人不仅重建了厂房，还引入了第二批经过改良、对江西本地苎麻适应性更强的水力织机。

更关键的是，他依照《通则》和江西地方《则例》，尝试与周边村落的农户签订长期的苎麻订购契约，规定了品质、价格和交货时间，取代了以往随行就市的零散收购。

这既稳定了工坊的原料来源，也让签约农户有了稳定的预期收入，初步形成了“订单农业”的雏形。

然而，新旧观念的碰撞无处不在。一些老农固执地认为“签契约是卖身”，宁愿忍受牙行的压价也不愿“受束缚”；而一些签了约的农户，遇到年景好、市价上涨时，又难免后悔，试图将苎麻偷偷卖给出价更高的外地商贩，引发契约纠纷。

巡查队韩敏等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调解此类矛盾，宣贯契约精神与长远利益。

与此同时，受《工坊革新简报》和格物院技术扩散的影响，一些嗅觉灵敏的地方士绅和商人，不再满足于照搬南昌示范工坊的模式。

在江西吉安府，有致仕官员出身的乡绅，结合本地盛产竹木的特点，投资兴办了一家专注于改良织机木质构件和新型竹编工艺的工坊，产品不仅供应本地，还通过商人网络销往湖广。

在九江，则有商人尝试将改良的瓷器烧制技术，与从广州传来、经由王良渠道获得的西洋珐琅彩绘技法相结合，烧制出色彩更艳丽、图案更奇特的“洋彩瓷”，专供海外市场，利润极高。

吴永年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动向，命人编纂《江西特色工坊辑录》，将各地有益的尝试记录、分析，并鼓励府县之间交流经验。他已经意识到，新政的生命力在于激发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非一刀切的命令。

格物院编纂的《百工标准基础》等书籍，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到帝国各处，落地生根的姿态却千差万别。

在苏州沈家这样的豪商巨贾手中，这些书籍是提升技术壁垒、巩固行业地位的宝典。沈继宗不仅组织匠人研习，更派出心腹，带着重金和问题，常驻格物院周边乃至江西的先进工坊区，名为“请教交流”，实为“技术猎头”与“情报搜集”，其商业触角与技术嗅觉结合得愈发紧密。

而在一些内地州府的中小工坊主手中，这些书籍却可能带来困惑甚至挫折。河北保定府的一个小型铁匠铺主，得到一本《基础》后，如获至宝，试图仿制上面一种简易的畜力鼓风机以提高炉温。

然而，书中图示的齿轮传动比例，与他本地能获得的齿轮规格略有差异，又缺乏调整的经验，导致鼓风机要么风力不足，要么容易损坏，反不如旧式手拉风箱可靠。他懊恼地对学徒抱怨：“京城老爷们画图容易，哪知咱们这儿的铁料、木工活计是什么成色！”

此类问题通过各地零星反馈，逐渐汇集到徐明远案头。他对此并不意外，深知技术推广绝非照本宣科那般简单，必然伴随着本地化的调试与磨合。他指示格物院相关人员，一方面要收集这些“应用反馈”，作为改进教材和日后设计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尝试编写更详细、包含常见问题解决方案的“应用指南”，或考虑在条件成熟地区，派遣巡回匠师进行短期指导。

技术的星星之火在扩散，照亮了一些角落，也照出了各地工业基础、工匠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艰难过程。

广州，珠江口的喧哗日夜不息。王良坐镇的市舶司，如今已不仅是征收税银的衙门，更日益成为一个连接内陆产出与海外市场、汇聚四方信息的枢纽。

随着《商事通则》明发，王良迅速将其核心精神与市舶司章程结合，颁布了更细致的《广州口岸海外贸易管理细则》，对船只进出、货物报关、交易纠纷仲裁、乃至外国商人的临时居留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阿尔梅达等葡萄牙商人虽觉束缚更多，但在西班牙人竞争压力和王良强硬手腕下，也只能逐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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