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南去北京城修改中篇小说 北疆行做通原型思想工作（1/2）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封信又确确实实是寄给我的。我赶紧给海波编辑回信，对他表示感谢，一个星期之内去北京。海波是着名军旅作家，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铁床》，小说集《幻鸟》。他的短篇小说《母亲与遗像》，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回？》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

我打电话向王中才和胡世宗两位主任汇报情况，他们向我表示祝贺。王主任还破例让我坐飞机去北京，旅差费在“丛书”专用款项中报销。 我“高起点”，第一次去北京就坐飞机，到《昆仑》杂志修改中篇小说。从大连到北京的飞机，一个星期只有两次航班，票价六十二元钱，预定机票要等半个月。刘萤找她在民航工作的同学，为我买到了第二天的航班。我乘坐“三叉戟”客机，座位在最后一排，没有舷窗。我正在琢磨飞机为什么还不起飞，飞机已经降落在首都机场上。

北京太大太古老，慈祥的像一位几千岁老人，又如一棵几千年老树发出的簇簇新芽。每一座建筑每一个人，都与帝王、驼铃、琴书、四合院、酱菜等扯丝挂缕。每一个北京人，都是见多识广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随便拿出一个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做各级党政领导。而北京人说的普通话，却和播音员说的普通话大相径庭，应该是“方言普通话”，或者是“普通话方言”，就像切羊肉片和卷棉花团。

我来到福佑街《昆仑》编辑部，海波编辑热情地说：“你到的这么快。”他比我想像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也更有才华更加深邃。他和我谈稿子，说：“我见到题目《连长的枪丢了》，促使我一口气看完。我看过许多写基层连队生活的稿子，像你选择这样的角度，还是第一个。”他去接电话，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接完电话回来，对我说：“作者如果没有忧国忧军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不到这样的题材；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捕捉不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没有较高的哲学意识，也没有思想穿透力；没有扎实的叙述和描写功底，无法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哪来这种振聋发聩的力量。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担当和情怀，不会把连长王振礼塑造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你在交通不便的海岛服役，写出这样的作品更是难能可贵。我很想见见你，让你来了。”

海波编辑对我和作品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也不可思议。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在基层，我和我的作品越不受待见；越往上走，越登得了大雅之堂。

海波编辑说：“你第一次写中篇小说，结构上不够合理，需要调整，有些语言也不太合适。王振礼受到百万大裁军的冲击，不能当成反面人物来写。我刚编发一部中篇小说《太阳，你什么时候才能掂起脚跟》，比较诡谲，但是和你的小说没有可比性。新疆军区一个偏僻哨所，只有唯一一本书《喧哗与骚动》，有个战士反复看反复模仿，写了一篇非常前卫的小说，也被我调来修改作品。”

我住在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社招待所，夜以继日地修改小说，一直没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修改好誊写完，海波编辑看过后基本上满意，不足之处他动一动就可以了。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说题目还叫《岛的故事》吧。你第一次来北京，这几天好好玩一玩逛一逛，然后再回去，我太忙不能多陪你。”

天大地大北京也大，官多民更多，部队多军人多军官更多。

在食堂买饭不管职务高低，一律排队。一个正师职女军人披着军装靸着拖鞋，端着小盆买饭，她前面是一个普通战士。一个小学女生，穿着军装上学。

我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觉得从小到大来过许多次。家里墙上，贴着天安门的年画。我在课堂上学过天安门，在图画课画过天安门。在报纸和电影里，更是无数次地看过天安门。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并没有想像中那样雄伟高大。

没悬挂毛主席画像就不是天安门，就像没有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赋予天安门至高无上的荣誉，才是伟大祖国的象征，否则，不过是一座大庙而已。让中国人民幸运的是，毛主席逝世后仍没离开天安门广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

谁都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可能万岁。他老人家静静地安卧在水晶棺里，已经万岁了。虽然老人家人不在了，但是光辉思想还在，给亿万人民留下的江山还在。有他老人家坐镇，国内外敌人和反动势力才害怕，红色江山才永不变色。

我去完故宫又去圆明园。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相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也叫圆明三园，还有“万园之园”之称。清朝皇室每到盛夏时节来这里理政，也称“夏宫”。圆明园于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文物被掠夺150余万件，上至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再遭劫难。在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又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所幸遭焚毁后的圆明园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保护起来，1956年北京市园林局开始采取植树保护措施，1976年圆明园遗址成立专营机构。我来到圆明园遗址，里面正在大兴土木。一群群民工有的抬石头，有的修桥有的铺路。一台台推土机在填坑，平整地面。一片片草地一棵棵柳树，优雅而恬静。仅存的几根立柱像几根枯骨，屹立百年不倒，让后人想像当年的辉煌，更要牢记国耻。

这里刚刚正式向社会开放，已经是红男绿女、游人如织了。老人们唱京剧，打太极拳。年轻人快乐地在残垣断壁上攀上爬下拍照。一座座村庄，坐落在圆明园的遗址上。收割后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遗留着一行行错落有致的稻茬。

那天吃完晚饭，我和一位见习编辑出去散步。出了招待所拐过一条马路，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路边一排杨树落光了叶子，是迟暮老人落光了牙齿。

树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似在激烈地争论某个问题。“见习”干瘦说话叫真，声音细碎而尖锐，来自南方某山区。为了证实豹子的敏捷，他“嗖”地一声蹿上树干，等我承认了才下来。我说起圆明园之行的感受，他麻雀般叫了一声“杞国无事忧天倾”。我说：“我的嗓子哑了，上火了。”他说：“是因为圆明园？”我说是。他麻雀般“喳喳”一阵狂笑，笑出眼泪，说了句“无聊”。

我一把揪住他，说：“不是看你从战场上下来，非揍扁了你不可。”我嗓子真的发炎了，吃药也不见好，第二天说不出话。以后我来一次北京，必去一次“圆明园”，嗓子也发一次炎。以后我来北京不去“圆明园”，嗓子照样发炎。

我买了本大型杂志《中国作家》，上面刊登山东作家张铁的中篇小说。许多作者到北京修改作品，张铁也来北京修改小说，住在我的隔壁。修改间隙，我俩在房间里小酌，谈论文学和时事趣闻，倒也快活惬意。他在小说中叙述：某人奄奄一息，家仇未报没有后代死不瞑目。为留下后代替他报仇，族人把他扶到老婆身上，完成之后刚下来既气绝。后来儿子长大，替父完成了夙愿报了仇。

那天主编来了，张铁为我俩介绍。萧主编很热情，让我给他寄稿子。

我刚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贵州诗人李发模的诗集，在走廊，有人用四川口音狂喊“李发模”。小个子李发模一边答应，一边拿着两只大碗和一双筷子走出房间，两人去食堂吃午饭。又一天我去紫竹院公园，坐在石凳上看山东作家尤凤伟的小说，对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微胖、个子不高，操浓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给几个年轻人讲“现代意识”。我对照杂志上的照片，此人就是尤凤伟！

还不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作家，都云集在北京。有人形容北京官多，在大街上一砖头能打死三个处长。北京的作家同也一样多，一砖头能打死三个作家。

我在二十五中学盗得的书籍中，有一本书叫《秋山红叶》，写一群少先队员假日游香山，采集红叶做标本。我还读过杨朔的散文《香山红叶》，做了四十年向导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香山故事，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那天一大早，我坐公共汽车去香山。香山在小西山山脉东麓，和家乡的小西山一字不差。每年秋季，许多游客到这里观赏红叶。它还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皇家园林。早在元、明、清时，皇家就在香山营兴建离宫别院。每逢夏秋时节，皇帝都要到此狩猎纳凉。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毛主席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在双清别墅。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是先生的衣冠冢和灵柩暂厝地。对比地势崛峻、峰峦叠翠、泉沛林茂的香山，家乡的西山砬子、华铜山、老帽山，广鹿岛上的老铁山和右岩山，海洋岛上的“哭娘顶”，只算小字辈。上山的石阶似没有尽头的天梯，怎能不让人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一边攀登一边想，这些石阶所用的石头，如何从山下运到山上。当年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装卸石头，比这可要轻松多了。三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攀上了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一群浑身泥土的农民背着竹篓，装着沉重的石头，和我一起登上了主峰。山顶上的堆堆石头，都是他们一磴石阶一磴石阶地从山下背上来。他们挪到石头堆旁边，连人同背篓一起仰倒，再也不愿意起来。

一个满脸汗污的农民眼睛紧盯着我，喊：“董太锋！”我定睛一看，这不是万不帮吗？他蜷缩在石头堆上显得更矮，人也缩小了一圈。我急忙上前，帮他卸下肩上的背篓，倒出里面的石块，扶他起来。他坐在石头堆上，和当年在岛上打坑道休息一样，翘起那根僵直的右手食指，一丝不苟地卷烟，一边卷一边呼哧带喘。烟卷好，他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他体内停留半天，徐徐地喷出来，这才说起这些年的经历。那一年他调到佳木斯部队，积极训练备战。情况发生之后，他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战备训练紧张，部队给他开了“残疾证明”，中途退役。

现在，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半年前和几个同乡来这里背石头，一天背两趟，一趟一元钱。他感谢我当年给他开了证明，没想到我还能提干。

我说：“你到地方为什么没办残？”他裂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笑了，说：“在部队都没办成，到地方谁管？”告别之前我给了他二十元钱，他很感动。

他用报纸裁成的卷烟纸，给我卷了一支喇叭筒烟，招呼大家下山背石头。

“苞米肚子料子裤子“的大连人以爱面子出名，北京人毫不逊色。张铁认识的一位老师，总夸自己儿子优秀，在“北大”读研究生。她丈夫去世，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家喻户晓的男演员，她都没看好。她说她家里房子很大，邀请我俩到她家里作客。她家离我们住地只有两站路，我俩去她家一看，和她说的天地之差。

她家住在拥挤的四合院里面，居住条件促狭窘迫，儿子弱智。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她很尴尬。我和张铁买回酒菜，她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忌讳’？”

我说：“”大连人称醋为‘忌讳’。她说：“北京人把珍藏的希奇之物叫‘忌讳’，来了贵客才拿出来。”“忌讳”只是一罐头瓶酱菜，没等打开已经五味杂陈。

张铁在北京认识不少人，带我去一位朋友家，是个年轻的女作者。那当时，北京姑娘以找中年男人做丈夫为现代。女作者和一位大二十多岁的工程师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准备出国。两人分居，丈夫下了最后通牒，想保持夫妻关系，只有和他一块儿出国。她举棋不定进退两难，在家里弹钢琴，看杂志。北京的初冬阴冷，女作者腿上覆盖一层毛毯。她为我们准备了白酒和威士卡，还有烤鸭和沙拉，如同她纷乱的心境。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为她主意，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第二天早上，张铁没起来吃早饭，敲门不应。我怕他犯心脏病，搬把椅子，从门上玻璃往里面了望，随即被一张报纸遮挡，原来里面有人。我去食堂吃饭回来，他和那位女作者出来，去食堂吃饭。我怕饭票不够，把余下的饭票都给了他们。女作者离开，我对张铁说：“你终于给她找到出路了。”他得意地笑了。

我准备离开北京那天，在招待所遇见军区业余作者鲍晓。他四川籍，某部志愿兵，长相酷似越共领导人黎德寿。他正在采访，准备写报告文学《秋枫》，妻子也到了预产期。他坐火车风风火火回到家里，发现屋门上锁。他跑到责任田里，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干活，夫妻俩抱头大哭。他赶紧把妻子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妻子生下了女儿。孩子满月后他匆匆归队，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准备坐火车到沈阳。我给王主任打电话回报鲍晓的情况，他让我俩一起乘飞机到大连。

我让鲍晓退火车票，说：“我们坐飞机到大连，创作室在大连开会。”他半信半疑。我帮他买了飞机票，他这才相信真要坐飞机了。当夜，我俩到大连。

沈阳军区卷《雪野，绿色的方队》，进入审核阶段。作者带作品重返被采访单位，经政治机关审核盖章签字，编入“丛书”。一位作者写的报告文学《士兵和尊严》，遇到了麻烦。主人公杨同学看过稿子之后，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说把他写的还不如国民党的连长，侮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扬言要和作者玉石俱焚。杨同学成了毒蛇猛兽妖魔鬼怪的象征，让大家谈杨色变。

为避免作者和当事者见面发生不测，创作室领导让我前去处理。刘萤很快到了预产期，我毫不犹地接受了任务，坐晚上的火车去赤峰。我阅读那篇惹事的报告文学，没想到小西山的董太锅也跃然纸上！他入伍后分到炮二连，因为副班长总打呼噜影响他睡觉，一天半夜三更，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酒瓶子砸下去……

我对完成这次任务，顿时没了底。第二天一早，列车达到赤峰市。赤峰守备区政治部肖希贤主任曾担任过军区文化部长，亲切地接见我，为我接风洗尘。

在去赤峰之前，我就知道这里条件异常艰苦。“一年四季刮风沙，天昏地暗

不见家，路上行人难睁眼，张嘴还遭沙打牙”“一人一天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广播一叫一叫的、电视一跳一跳的、报纸一抱一抱的”。师里派最好的“山猫”越野车，接我去林西县。当地人说这里一年刮两次风，头半年刮“黄毛风”，下半年刮“白毛风”。那天下雪，刮的是黄土掺雪的混合风。汽车开着雾灯，在灰蒙蒙的幕障中行驶，路边的电线杆只露出杆头。黄尘白尘汹涌澎湃，一波波涌过路面，让我想起了涨潮退朝的“多落母”和“洪子东”。

到达林西县城，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晚上。第二天，我在师宣传处李干事陪同下，分别征求师、团首长意见，召开座谈会，客观地评价杨同学，将现实中的人物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比，对修改意见达成共识，既不失真实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也让本人能够接受，心情舒畅。要是按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作者就得另起炉灶。最棘手的是要做通杨同学的工作，他不签字，作品就发表不了。

据说杨同学性格暴烈，每一条神经都连着老婆的大脑。不管发生某件事，老婆不用说话，一个眼色，他立刻就跳起来，出去和当事人讲理、争执、对骂，也像老师鼓励学生提高动手能力，都以动手解决。开始，他看了作家写关于他的稿子，很欣赏描写男子汉粗犷那一段，不住地称赞：“这就是我！关键时刻真的像舔着伤口长嚎的狼一样，写的太好了！”他下班回家，问老婆对报告文学的看法，老婆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顿时感到不对劲儿，“妈的！这不是诬蔑我吗？人怎么成了狼了？”他越看越来气，在作家笔下，他还不如国民党的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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