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真假兵假亦真来真亦假 部队和小西山都不是家（2/2）

回家后，妈妈摇了摇头，我也摇了摇头。父亲说：“鸡飞蛋打。”

老叔张罗给儿子结婚，父母怕让老叔赖着，让我劝老叔别着急，再等几天。

我这才知道，爷爷攒的一垛四六不成材的木杆子，是准备给孙子们搭喜棚用的。爷爷拆了杆子垛，拿出一捆捆细麻绳，立架子扎横梁，马不停蹄搭喜棚。

奶奶兴高采烈地东、西两个院字来回走，张罗给二孙子圆房。她把一对银镯子从手脖上抹下来，要送给二孙子媳妇。妈妈追到街上，把她拽回来。

为了探明真假，老婶赶紧让小堂妹去前街找五来婶。五婶出了个主意，看看两个人晚上怎么睡觉，就真相大白。大堂弟也叫“二小子”。如果媳妇让二小子进屋，再看看让不让上炕。媳妇让二小子上炕了，再看看让不让进被窝。如果媳妇让二小子进被窝了，再看看让不让爬跨。如果写材料，就是：一个“让”、三个“再看看”、三个“让不让”。当天晚上，二小子和媳妇住在里屋。

小堂妹自告奋勇，顺门缝偷看到天亮，悄悄地对老婶和五婶说：“昨天晚上，哥哥一进嫂子被窝就被踹出来，光溜溜撅个大腚连被都没捞着盖，在炕上冻得哆哆嗦嗦勾勾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姑娘的妈妈开腔就骂大堂弟，领女儿去永宁坐车走了。老叔家过年杀的年猪，让母女俩拿走一大半，外加二百元钱。

大堂弟这才说了实话，姑娘没有父亲，是双方“小痞子”都想争夺的“小马子”，在一次打斗中逃进锅炉房，被他藏起来躲过一劫。她以后再被争夺，锅炉房就成了避难之所。吉庆祝被抓，大堂弟的工资都花在母女俩身上。

春节前，“小痞子”们准备血洗锅炉房，大堂弟带母女俩躲回小西山。

大堂弟不敢回大连，也丢掉了工作。

晚上，我和弟弟顺几里长街来到大西山，就像来到西半球。当年郝文章带我到他姥爷家，我在道边一棵杨树上扎了个大头针。当初那棵小杨树胳膊粗细，现在长成一搂多粗，好几间房子高了。我用手电筒在树干上寻觅，那枚大头针往上移了老高，锈成一丁点儿蒂巴。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枚大头针，也剩蒂巴了。

我俩拐了两趟街，找到董太水家。房子是多年前盖的，已经破旧不堪。屋里亮着灯，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我俩刚要回家，在西院下棋的董太水听见敲门声，赶紧回来，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屋子里非常简陋，空空荡荡，就像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地上一口古老的破柜是唯一的家具，我上四年级头一次去他家，他和我伏在柜盖上，一起用水彩画“欧阳海拦惊马”。墙边两垛土坯上搪着木板，上面放置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口大缸里装着苞米，是全家的口粮。地瓜窖子占了半铺炕，一床破被麻袋地瓜呢。过年了，她还穿着一身旧衣服，其实没睡，觉得见不得人，装睡。

他们想要个儿子没要着，三嫂又生了个女孩，被罚一千元钱。

眼前这个人，让我不敢相信是当年那个单纯、浪漫，能写会画的董太水。他还会吹箫，吹奏的“苏武牧羊”如泣如诉。他让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到外屋地水缸里给我舀了碗凉水，凄凉地说：“我就是现代润土，你看像不像？”我像干杯，接过凉水喝见底，说：“我们和润土所处的时代不同，是两回事。”他指着炕上的三个孩子说：“我下半生的任务，就是把她们养大。我们大西山的陈兴、太全、太喜、陈涛他们当兵临走之前，我都劝他们好好干千万别回来，回来没有出路。咱们这地方太偏僻了，社会再发展，到我们这块就没有动力了。”

我向董太水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他说：“现在的人恨人穷，看不得别人好。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话，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董太水把我们领到里屋，拉开十五度灯泡。屋里虽然亮了，就像没睡醒，眼睛半睁半闭。灯丝一闪一闪就像打哈欠。炕上摊着着一床破被，他在这里睡觉。小炕桌上铺一张起毛没了字的报纸，旁边放着半碗水还有一枝秃头毛笔。他买不起墨汁和白纸，天天用毛笔蘸水在旧报纸上练字，一张报纸能用半个月。

他说：“我只听说最好的书法用纸是宣纸，还没见过。”他拿出珍藏的半瓶墨汁，想给我写幅字，家里一块纸都找不着。他用毛笔蘸饱墨汁，在桌面上写下“俞锉愈坚”四个遒劲大字，落款：赠太锋兄弟，太水，辛酉年正月。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专门为我题字。董太水没有字帖仿照，他的字非楷非篆非行非草非隶、自成一体。如果说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力透纸背，他写的这几个字，已经穿透时空和我的心,刻在骨子里，也是我一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书法作品。墨迹干了我要揭走。他说：“一是我的字上不了大雅之堂，再是报纸被毛笔舔干净了，揭不下来。你要是喜欢，连桌子一块儿扛走吧。”

我说：“我把桌子扛走了，你们全家怎么吃饭？”他说：“在哪儿不能吃饭？”报纸被我揭成了一堆细小的纸屑，成了“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他说：“你要能把它揭下来，我就得去北山顶了。”大西山人也把西山砬子叫北山顶，是家家户户祖坟的所在地。我心情沉重，不该引起这个话题。他是三里五村唯一相信我仍是个当兵的人，就像大年三十升起一轮明月。但是，我半点都帮不了他。

董太水说：“六月份我到集上卖苞米，卖了四十元钱，县新华书店卖书，都让我买书了。我赶集回来，你三嫂把书扔进了猪圈，骂了我半年。”我问：“你买些什么书？”他说：“历史方面。你的名字‘太锋’，让我想起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凯丰。凯丰再受没受到迫害？我怎么一直没听到他的名字？”

我读过党史，介绍：凯丰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在遵义会议上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他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一直坚定地拥护他的领导。解放后，凯丰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五五年因病英年早逝。

我们谈到半夜三更。他说：“我经常做梦看你写的书，叫《大海碗》。”我心头一热，信誓旦旦：“你连书名都为我拟定好了，我一定要写出来，就叫《大海碗》，出版之后第一个送给你。”他主动问：“以前你们海岛总打信号弹，到底是谁打的？”没等我说话，他照样上来捂我的嘴：“别说！别往下说，这是军事机密！你当兵的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我什么都没问，二兄弟你作证。”

我挑了帘子和筢子到山上，想搂几天草，给爷爷奶奶烧热炕头。到处都是残雪，无法下筢子。现在不是过去，除了老人搂草烧炕，做饭都用煤气罐。

曹小花结婚半年，爱人是张屯人，某部副连长。几个月前，副连长探家，经人介绍，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登记结婚。不管哪个男人，和曹小花过一辈子都不后悔。她从来没说过我的坏话。有人问：“你告董太锋后不后悔？”她小声说：“我没告过太锋。太锋一开始就不同意，不是太锋毁了我而是我毁了他。”又有人问：“太锋好不好？”她说：“不好我能等他四年吗？我配不上太锋，强扭的瓜不甜。他不管走到哪一步肯定都是好样的，肯定回不了小西山。”

那天上午，我骑自行车到永宁，接姐姐一家。在地东头，一个军人骑自行车载着媳妇，去大西山。我减速下车，原来，军人是我在二十五中学的同学夏春和，在宣传队拉二胡。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当五年兵，已经提升为连长。他春节回来休假，到大西山看望战友董太喜。我们相互敬礼，亲热地握手寒暄。他的媳妇背对着我，一直没回头。我一看，他的媳妇就是曹小花。他坦率地对我说：“太锋，你和小花之间只当做误会吧，别背包袱。”我羞愧难当，说：“我耽误了小花，她和你喜结良缘，我由衷高兴。”曹小花已经显怀，回过头羞答答地问：“太锋，家里都挺好的？”我说：“挺好。”我们相互留了地址，然后分手。

我大脑一片空白，南辕北辙去了谢屯。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姐姐一家三口人早已经到家了。姐夫是县麻袋厂厂长，开一辆一三零卡车，根本不用我去接。

姐姐有了孩子，通过姐夫的关系调到县里，有个好单位还有房子。姐夫因此身价升高，亮开大嗓门颐指气使，要不就像老猫一样躺在炕头上睡大觉。沙岗子被刮平不受沙子气了，他的存在就像风吹沙粒打脸，仿佛黄沙卷土重来。

父亲拿出两瓶“女士酒”向我炫耀，说你姐夫给我买的。那酒瓶奇形怪状里出外进弯弯绕绕，我还以为是两瓶香水。商标上两个女人眯眯一双小眼，似笑非笑膈应人，酒也不能太好喝。我看瓶盖密封处已经打开，不用拧一碰就开，一股臭烘烘的酒糟味儿直冲鼻子。这是别人托姐姐办事送的酒，姐夫喝完后瓶子没舍得扔，路过小卖店装了两瓶两角五分钱一斤散酒，拿来孝敬老丈人。

大连玻璃工艺制品厂的“玻璃鱼”驰名遐迩，国内外闻名。大连职工俱乐部一个业余演员，因模仿海岛方言“玻璃鱼”而出名。我发现厢房梁上，挂着四条小鲅鱼，被透过窗棂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映照得晶莹剔透，将年幼的生命被扼杀的瞬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毫无悬念地让我相信，是一组具象派玻璃鱼工艺制品。我心里一热，以为是姐夫带回的高级玻璃工艺品呢。就连几只猫顺窟窿钻进来，在“鲅鱼”

我摘下“工艺品”拿回家，摆放在台面上。父亲看见一把夺走，放归大海般放回厢房。妈妈悄声说：“你姐夫准备拿回自己家，分给老人和几个兄弟。”

我这才知道是几条肉体小鲅鱼，长叹一声，半口气哀叹姐姐找个葛朗台，半口气哀叹这么快就接受了他。妈妈嗝逆连连，在灶上大火炒肚丝，我不寒而栗。父亲把一盘肘子肉进屋，送进虎口一样送给姐夫品尝。接着，父亲又端了盘肚丝进到屋里，又送给姐夫品尝。姐夫一会儿说咸了，一会儿又说淡了。

姐夫是公鸭嗓，坐在炕头上悠闲地哼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就像两只公鸭表演重音口琴二重奏。这不是被我杀害的两只公鸭借尸还魂，还是什么？

在小西山，炕头永远是老爷子、爹和老猫的位置，皇帝都不能侵占。现在，姐夫王莽篡权般地占领着炕头。吃饭时，他坐着小板凳高高在上，两杯酒下肚大吹牛皮，今天找这个局长谈话明天接见那个县长，如何为自己和姐姐调动工作、抢占住房、如何当上厂长、一顿喝二斤白酒不醉，惩处了哪个调皮捣蛋的高草刺儿头，如何被下属称厂长时、何等威风和自豪等，听的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姐姐用无限仰慕的目光看着姐夫，仿佛欣赏大师演奏的重音口琴二重奏。我不得染指梁上的“玻璃工艺品”，小鲅鱼不得起死回生。而姐姐当初的玻璃茬子，早被软化成“资生堂”香水，并“哺育了新的生命，创造了新的价值”。

姐姐得意地朝我伸了伸大拇指，我失明一样装做没看见。

父亲一脸巴结：“太锋复员前，你姐夫能不能在县里给找个工作。”姐夫嗤之以鼻：“他衣袖子和脖领子都打了铁了，全县挑不出他这么一个。他当了五年兵连党都没入，谁要？你说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在哪儿？拿来我看看！”

父亲光着脚“扑腾”一声跳下地，我以为要给姐夫下跪磕头。

我也随后“扑腾”一声跳下地，一把将他拉住。父亲在镜子后面掏出一大叠报刊杂志，带出满屋子纷纷扬扬的灰尘，一条条灰线游龙般地腾空驾云。

他把那些发黄的纸页，放在炕上一张张地翻给姐夫看，如数家珍般介绍时代背景和题目，流利背诵不同的内容。他怕姐夫上来脾气将那堆纸撕得粉碎，又赶紧收起来放回镜后，认真藏好，把碰歪了的相框扶正，这才手扶炕沿仰着脸，低三下四地说：“这些都是你小舅子发表的文章，你抽空给指导指导……”

姐夫更加忘乎所以，连连摇头摆手：“不看不看！那些东西都是废纸一张！是他写的吗？是他写的为什么没入党没提干？你看他那样，能干点什么？”

姐姐看我额头暴出青筋，觉得过份，连连给姐夫使眼色，他这才有所收敛。我不愿意呆在家里，吃完饭之后，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西山砬子上。

当年解放军进行辽东陆海空大演习的工事里，盛满了残雪和史料。在午后的阳光下，远远近近的村落、山峦、丘陵、河流、树木等一览无余，不见半个人影。望海楼成了一堆细碎的砖块，屈辱的历史被逐渐风化。海面上，冰排一直铺到遥远的天际，银色龟甲般在阳光下闪耀。王家崴子向海里伸出的那条腿被冻僵，成了无法站立的老寒腿。海中间的“三道礓”，被冰排覆盖得头影不露。西北海“老石礁”上，横七竖八的冰排堆积老高，像一堆炕石板，仿佛有人要在上面搭炕睡觉。如果从冰排上走过去，用镢头刨开冰排，撬海蛎头如同探囊取物。

多年前，有对父子俩去“老石礁”撬海蛎头，掉进冰窟窿里没上来。第二年春天开海，父子俩分开。父亲的尸体漂到庙山头，儿子的尸体漂到王家崴子。

我决定铤而走险，回家连门都没进，到厢房挑了花支笼子拿了老镢头，去“老石礁”撬海蛎头。哪怕掉进冰窟窿里，也比被那人肆意羞辱强。

我来到西海边，下了海滩，踏着一块块冰排，去海中间“老石礁”。节气过了立春，天气依然寒冷，冰排依然坚固瓷实。人走在冰排上如同走在地面上，根本没有掉进冰窟窿里的可能。当兵前我游“老石礁”到，仿佛几百里地远，怎么也游不到，从冰排上走拿腿就到。我放下花支笼子，抡起老镢头一阵猛刨。

巨大的冰排变成四裂八瓣的冰块，冰块又变成冰糖般晶莹的冰屑。“嘁嗤咔嚓”的响声，在空旷的海空之间回荡。礁石上面，覆盖着密密层层鞋底大的海蛎头。海蛎头冻的焦脆，我用镢头一撬一大块，一会儿工夫将花支笼子装满。

我把一担海蛎头挑到岸上，天黑前再撬回两担。我挑着海蛎头上了海滩，姐夫也开着一三零卡车来到岸边。父亲、老叔和弟弟都来了，还有梯子杆子绳子铁锨镢头，准备刨冰窟窿救我。还有两床被子，准备把我捞出冰窟窿之后，用棉被捂着。驾驶室里还有两个暖水瓶，如果我冻成了冰棍，再用开水浇烫。

姐夫气的眼睛都红了，一下车就大声训斥：“你还让不让人过年了？”当他看见一担肥美的海蛎头，高粱饼子脸顿时笑成了窝窝头，语气缓和换了话题：“我找人事局副局长给你活动活动，实在不行，就到我厂子看大门吧。”

父亲赶紧说：“快谢谢你姐夫！”看我无动于衷。姐夫悄悄问：“我装点海蛎头带走行不行？”我说：“你全拿走。”他不相信：“真的假的？”我搬起两花支笼子海蛎头，“哗哗”倒进车厢。姐夫说：“多吗？”我说：“多。”

他贪婪地：“今天刨一车回去。”他踏上冰面，“呼嗵”一声陷进冰窟窿，高粱面子脸顿时变成了白面饼，赶紧逃了出来，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姐夫开车走了，老叔和弟弟也随车回家。父亲不放心，留下来陪我。

我挑着空花支笼子，和父亲踏着冰排，顺利地返回“老石礁”。我和父亲又刨回两担海蛎头，我往家里挑了两趟。最后一趟进了院子，已经到了掌灯时分。姐夫开车带着姐姐和孩子，早回老家去了，摘走了厢房梁上的四条小鲅鱼。

晚上，我和父亲就着鸡蛋炒海蛎子，痛饮两瓶“女士酒”。

正月初三，闺女们陆续回门子。姑姑和姑父远在在黑龙江回不来，二爷和三爷家的一大群姑姑，还有吕屯王耕利大叔大婶等来家里串门，天天有客。

我又被几波人审查我的兵是真是假、为什么还不结婚。

那天在酒桌上，我向王耕利大叔辩解：我的兵确实是真的。他狠狠扇了我个大耳刮子，把我拖到地上，要去公社查明。他恨铁不成钢，让我悬崖勒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小西山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也不是高三连。父亲低着头，和妈妈把我们送到街上。汽车开到余联君家房后，我忍不住回头。

和以往一样，父亲站在房顶上凛冽的寒风中，一动不动地朝这边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