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稿件易名弄巧成拙误判 一氧化碳中毒险上西天（2/2）

半下午乌云散去，阳光普照，一丝云都没剩下。老天爷一定做梦下雪，醒来之后一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各个班排和连勤，炊事班都在门前扫雪，打雪仗堆雪人。大家刚扫完雪，大北风“呼呼”刮起来。顷刻间，地表被刮得干干净净。丰满的雪人，被大风锼成了一根筋。残雪躲进墙角、土坎后、水沟里。远远近近房子上的瓦片内，一半盛雪一半被风扫干净，似一条条鳞次栉比的大鱼。

老天爷动真格的了，使出全身解数，天气奇冷。

值班员吹哨集合，大家去菜地里突击拔白菜，有的戴上手套有的穿大衣，有的戴棉帽子。炊事班打了糨糊，各班领回去突击溜窗缝，修补火墙和炉子，做好过冬准备。前天晚上，我还和袁顺利来到海边，脱了衣服下海游泳。人在海水里一点不冷，出来才冷。我仍穿一身单衣服，每年冬天都和老天爷较劲。

尽管溜了窗缝，寒风仍“嗖嗖”钻进屋里。窗户玻璃上，覆盖厚厚一层凤凰尾巴、热代雨林一样的霜花。钻进心里的冷才是冬天，从里往外冷才是真冷。

我每天傍晚五点钟发煤，每个炉子一子弹箱煤块。我在炉子里架了大块煤，熊熊炉火仍没把冬天赶出屋外。屋子靠外墙，生炉子也冷，我真想钻进炉膛。

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前，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六个主要方面: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四、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六、全会做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改革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三中全会还有两条，和小西山以及父亲的命运息息相关。

第四条：“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父亲的平反问题有了希望。我给父亲买了架“钟控收音机”，让探亲的老乡捎回家，在信中告诉父亲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回黑龙江申诉。第六条：全会做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农村改革新进程。听小道消息说，农村要取消三级所有制，分田到户单干。做为缺少壮劳动力的家庭，仍有许多困难。不知道是真是假。

同一个冬夜，在淮西平原的小岗村里，十八位农民秘密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契约寥寥数语生死攸关，不仅关乎个人，甚至关乎一个时代：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冬天处死了苍蝇和蚊子，是它的一大功劳。但是冬天冻不死耗子，还在洞里潜伏，每到晚上跑出来乱串。去年连队转岛训练到大长山打靶，我戴水镜潜海，一次捞了三百多斤海参，连队派公差抬回来。房东大嫂煮了两大锅海参，一个班分一脸盆大快朵颐。我自己赶了一潮，让房东大嫂晒了五斤干海参，放在储藏室木箱里，准备探家或者复员带回家。卫生员田七父亲是位老新四军战士，写好了讲话稿，春节前要来部队讲传统。我帮田七收拾好房间，等来的却是父亲病故的电报。指导员告诉田七，说他父亲病重，马上探家，让我做通思想工作之后，再把电报给他。我和他讲起自己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家里来了封“父故速归”的电报，把董太举错看成“董太峯”的经历。田七哭了，我把电报掏给他。

临行前那天晚上，田七不睡觉只是哼歌，反反复复语无伦次：“在托洛斯基大街上，有九个流浪者……回忆过去是痛苦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尿罐子”挨家挨户重复的“两万五千里汤汤”。“尿罐子”想不开，顶多给我起个名字告到学校，再是模仿造句“我爹我妈是两个老混蛋”。部队除了枪就是炮，不是闹着玩的。我怕卫生员想不开，白天和他在一起，晚上和他住一个房间。

明天来船，我帮他收拾好该带的东西。早饭后我去储藏室，准备把海参让他带回家。我打开箱子一看，海参没了，只剩下箱底的报纸和一层草木灰。

早知道这样，我提前给他多好。肯定让老鼠解了馋，滋补身体准备过冬。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们，总是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半上午，我和通信员赶毛驴车，送田七去码头。我俩把他送上交通船，回来后我到老百姓家借来夹子，装上诱饵放进箱子空。老鼠一直不上当。我又想变成只猫，将天下的老鼠捉尽。

若干年之后我想起这件事情，感到冤枉了老鼠。老鼠再神通广大，也不会盗走海参之后，再关上箱子盖扣上钌铞儿。海参去了哪里，只有天知道。

那天上午在守备区大礼堂，放映队为连勤人员放映故事片《英雄虎胆》。我想起三年前暑假期间，和郝文章到大西山登记新生。郝文章拿出一本从学生手里没收的同名连环画，已经残缺不全。我俩陷着沙窝子，刚看到女匪首李月桂试探我军侦察员曾泰，撕没了。我俩做出各种推测，不知不觉翻过大沙岗子，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我在海岛看到这场电影，主人公结局真相大白。

看完电影出来，遇见一起参军的王屯王景福。那一年我作为准女婿，和麻太家二大娘到王家串门，他想骑到我肩膀上扑了空，摔的“哇哇”大哭。以前他叫我大哥，现在代理司务长，开始叫我“小董”。他说自己遇到了麻烦，爱上一个海岛姑娘。他提干了肯定不在海岛找对象，提不了干，海岛姑娘肯定不跟他。我说，不管你提干或者不提干，都和海岛姑娘成不了。他茅塞顿开。

晚上九点钟，我拿着手枪和手电筒走出营区，替班排站岗。我顶着凛冽的大北风，攀上炮阵地。松树林中，又多了几座坟头。我第一次站岗是个雷雨之夜，从坟地里窜起一颗黄色信号弹。现在不打信号弹了，松树林子被风吹的和鬼一样怪叫。我站在阵地上，海那边的灯光如同繁星闪烁，山峦轮廓清清楚楚。

我和张洪明交完岗，他下山去了。我掀开苫布猫着腰，费劲地钻进弹药室。拱门上面仍压着一块苫布，垂下来当门帘。两块大石头压着苫布，被风吹的不住抖动，像什么东西拼命要钻进来。我打开手电筒，用火柴点亮蜡烛，放在炮墩上。水泥地上铺着伪装网，喧腾腾地隔凉。红砖砌成的墙壁上面，映着我的影子。压在身上的皮大衣又脏又破，像死人身上没彻底腐烂的寿衣。风从缝隙刮进来，烛光鬼火般闪烁。如果这里是一座荒野墓室，我就是午夜幽灵。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没感到丝毫恐怖。如同战争年代绝对会有情况一样，现在绝对不会有情况。我关了手枪保险，对着蜡烛看《杨塑散文集》。

如果这诗一样的语言变成夜餐，就是冷餐。表盘上的秒针一刻不停，总是在追赶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时间过的太快。人在无聊时，又感觉度日如年。

我二十六岁了吗？我糊涂了，什么时候跑到了时间前面？我功不成名不就，仍在家乡老帽山和岛上老铁山之间颤颤巍巍地走钢丝，实际上早已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我看不下书，继续写发表不了的稿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甚至饥不择食，真想把全部稿件属上“冯台东”的名字，寄出去发表之后，再拿了证据为自己正名。即使我赢了，也让人啼笑皆非，还不知道算不算数。

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一定是冯台东隔空嘲笑：你这个笨蛋。

我吹灭蜡烛，在黑暗中假寐、等待，体验死去的情境。枪炮坑变成一只墨瓶，被黑夜灌满墨汁。黑暗又似一只无形大手，攥豆腐包一样紧紧攥住我的心。我的心不断收缩，黑暗不断扩展。黑暗又变成一个巨大的怪物，随时能一跃而起。我左手紧握手电筒，右手紧握手枪。在风声和松涛声中，我终于捕捉到哨兵换岗的脚步声。小西山形容黎明之前寒冷的时刻，叫“小鬼龇牙”。

我钻出枪坑，眼前一亮。一弯残月垂挂在海面上，像老刘头的一张瓦刀脸。什么东西跟在身后，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我一摸裤口袋，里面装着生炉子用的半盒火柴。炉子早已熄灭，“鬼屋”像冰窖，钻进被窝也钻进了冰窟窿。天快亮了，冰凉的双脚仍没暖和过来。我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寒制寒，披着被子来到井边。我把被子放在井台上，光着身子连续跳跃一百次。身体发热后，我摇上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浇下来。我浇了十几桶冰水，直到浑身热汽蒸腾，头发冻成一缕缕冰棱。我擦干身体，披上被子回到宿舍，舒舒服服地睡到起床。

我手脚奇痒难耐，第一茬冻疮犯了。我写了《杏树荫》《战士的春天》等十几篇散文寄出去，又被悉数退回。老兵复员，我因为没入党被留了下来。

连里觉得我太亏，等来年入了党再复员。连队煮元宵，我想起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按家乡民俗，今天一大早，家家户户把正月初二晚上“送神”请下来的宗谱，重新挂在北墙上，“神”回来过十五。天一落黑，大伙儿到坟地给列祖列宗送灯。有人为了泄恨，到仇人家坟地放灯诅咒，放几个灯死几个人。

家家户户在路口、街上、院子里、猪圈墙、鸡窝上，放面灯和萝卜灯。别看北方人也叫元宵节，也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晚上从来不吃元宵，吃正月里的最后一顿饺子。吃完饺子，男女老少涌到西头子小庙前燃放灯花，然后到南洪子踩冰。把冰踩的“嘎巴嘎巴”响，据说一年中眼睛明亮，不闹眼病。

大伙儿回屯之后，玩“抬尿罐子”的古老游戏。小西山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块百十斤重的鹅卵石，叫“捶板石”，从西山砬子上扛回来。女人洗衣裳，手持用榆木做成的棒槌，在上面捶打除灰。人们把空尿罐子放在捶板石上，在里面烧一刀纸许愿，再用结实的木杠穿过铁丝梁，由两个老光棍去抬。“锤板石”太沉重，十有八九抬不起来。如果尿罐子吸住“捶板石”，就算心想事成。还能走几步，来年肯定交鸿运。抬起来走的越远越吉祥，各种愿望都能实现。

以前，大伙儿在前街董万开家抬尿罐子，祈愿小西山光棍都说上媳妇。董万开不在了，大伙儿在后街四老爷子家抬尿罐子，他家有个活人叫“尿罐子”。

我一直不明白，尿罐子为什么能把沉重的“捶板石”吸住。郝文章说，尿罐子放在“捶板石”上，在里面烧纸骤然间升温，两者间产生了大气压强。

今年，“尿罐子”和董太来把尿罐子抬起来，一直走到街门口！

上午，我带学雷锋小组到养老院打扫卫生、为老人们洗衣服、理发。半路上，我们又遇见那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她已经四十多岁，一头白发像一蓬落了霜的马莲。她在野地里一边漫步一边歌唱，歌声动情而陶醉：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远方，

献给我想念的亲人……

她少女时代，和高三连一个战士热恋。战士准备复员后把她带到大陆结婚，不幸溺水身亡。少女疯了，十几年来痴情不改，五冬六夏雨雪风霜，天天在大道旁边的野地里歌唱。她对其他军人视而不见，只盼望心上人早日归来。

没进敬老院，我连稿子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敬老院里喜事多》。大家来到敬老院，老爷爷老奶奶们非常高兴。八十多岁的老爷爷诙谐幽默，一边唱一边跳，逗的我们哈哈大笑。我在外屋和一个从瓜皮岛来的老奶奶攀谈，听见里屋有老人咳嗽。我掀开门帘进去，一阵寒气扑面而来。外面厢房挡住阳光，屋子里是真正的冰窖，地上盆子里结着一层冰。对比这里，我住的屋子堪称安乐窝。

我想起太奶和奶奶，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老奶奶，直想哭。两个老奶奶乐得拉着我上炕坐，炕上冰凉。她们太可怜，我安慰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她们最小的六十六岁，最大的八十六岁，都是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老奶奶姜云香自从五八年住在这里，已经二十二年，不知道怎么熬过来。她半个字不谈自己的情况，一直感谢国家和政府，说白养着就应该知足了。刚来三年的老大娘截然不同，说：“还不如死了好，活着还遭罪。”她说自己的侄男外女并不少，因为穷，都不来看望她。我们把炕烧热，盆子里的冰逐渐融化，陪她们唠嗑。

死气沉沉的敬老院喜气洋洋，称“敬老院里喜事多”恰如其分。

我在报纸上，读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和陶思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下午，我和隋辉到守备区去领擦拭材料，在毛驴车上构思散文《书架》。

海岛天气不是所谓的“好三天坏三天，不好不坏又三天”。实际上根本无规律可循，如同那种摸不准脾气的人，说翻脸就一时。

白天晴空万里，晚上月光如洗。不知不觉大雾覆盖，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土腥味儿，让人透不过气。部队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交通不便像女人月经不调，经常一个月不来片子。片子积压多了像大出血，连放两部故事片，半夜三更才结束。那天晚上，放映队连放《黄浦江的故事》和《怒潮》两部片子。

我和通讯员留守，通信员在连部看电话，我点燃蜡烛，在屋子里写散文《书架》。我偷盗学校图书馆里的“三黄四旧”，直至东窗事发被批斗……

一个个场景刻骨铭心历历在目，三千字的散文一气呵成。

半夜十二点，连队看完电影回来，我已经开始复写稿子了。

老牛和“老牛船”的相同之处是，早上套车往外赶迟迟不肯挪步，晌午干完活没等卸完车，为了饮水吃料，拼命往回跑。船员们家在大连，雾再大也冒险往回开。天亮后，我能把稿子复写完。炊事班罗东连探家，让他把稿子带到大连寄走。隔壁住着司务长吴德超和给养员姜义明，炉子在我这屋，火墙通用。

晚上大雾气压低，烟囱没有抽力，架了块煤炉子也不旺。守备区规定，在取暖期内每天晚上七点钟之后，不许往炉子里填煤，就寝之前一律用水浇灭。五叔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惨痛教训，让我格外小心，一遍遍检查，从来不敢关闭火墙上的风门。不生炉子肯定冻不死人，生炉子，就有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

因为隔壁住人，我还得把炉子生好。下午，连长特意过来嘱咐：“这屋里只住你一个人，一定要把火墙上的漏缝好好堵一下，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凌晨三点钟，雾散了天晴了，西堕的月亮把窗外照的一片通明。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把窗台上半自动步枪的影子映在东墙上。我一阵欣慰，明天肯定走船。早饭前，我再把《书架》复写三份。我上床刚眯了一会儿，感到一阵阵燥热，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湿煤死灰复燃，炉盖缝隙中窜出蓝色的火苗，像狮子在角马的残骸上舔血。一氧化碳变成刺客，悄无声息通过我的呼吸道，进入血液。

一阵窒息让我猛醒，突然意识到：一氧化碳中毒……我起身往门外跑，瘫软在床上动弹不得。我呼吸深长，心动过缓，呼吸一次空间减少一部分。

我刚要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一个人站在床前，原来是五叔，要把我拉到外面。他手腕上栓着那根小油绳，系着梅花结，只差一点点够不到我。隔壁、司务长和给养员一边喝酒，一边“嘿嘿”笑，讲找对象的经过。我喊他们救我，喊不出声。我意识到死到临头，一次次撑起身体，又软绵绵地瘫倒。我伸出胳膊，把手伸到枕头下摸枪，拿都拿不起来，更别说扣动扳机。我向下一翻掉在地上，半盆洗脚水浇了一头一身。我借瞬间的清醒之机，一头扑到门上挣豁门锁，一头扑了出去。我只听司务长出来喊：“快！文书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走廊里一阵忙乱，新来的卫生员杨新明和通讯员、给养员都跑出来，七手八脚把我抬到指导员房间。我意识到自己得救了，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凉风像冰水一样漫过肌肤，我顿时有了意识。指导员喊了一声：“醒了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门窗大开，屋里站满了人。

我只穿裤衩躺在床上，卫生员正在试我的脉搏。我猛地坐起来，瞬间出了一身大汗。我一阵激动，这么多人半夜三更陪伴我，为我担心为我害怕。我长嘘一口气，抱歉地说：“大家为了我，这么晚还没睡，一场虚惊。”

“一场虚惊？没把我们吓死，我的腿现在还发抖！”是连长“老圈”的声音。大家吵吵嚷嚷，说刚才听见了什么声音，如何发现门外的文书等等。

我这才知道，大家把我抬到指导员房间，马上给守备区医院打电话。医生让他们把窗户打开让患者呼吸新鲜空气，送到医院也是这样处置。

我拣回条命，还想着稿子。我再也睡不着，头痛欲裂。我的稿子根本没复写透，只有第一页能看清楚。实际上，我早已经一氧化碳中毒。我强撑着起来，把那份能看清楚的稿子装订好，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让通信员交给罗东连。

上午，连长召开全连大会，再一次强调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问题。他仍心有余悸，说：“昨天晚上，文书差点勾了（死了）……”大家都来看望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没死就是福。炊事班长钟恩开送来“病号饭”——永远的疙瘩汤。我想起盐场那个人在华铜矿当工人，一氧化碳中毒留下后遗症，常年在家疗养。他意识清楚，走路像种麦子踩格子，没活几年死了。我赶紧挣扎着爬起来，忍着剧烈头疼到操场上打篮球。我死里逃生，庆幸没留下后遗症。

假如我死了，人们照样活着，只把痛苦留给家人。我虽然为部队留下一桩安全教育案例、恐怖的鬼故事，因为违反规定，没有资格葬进烈士陵园。现在，我已经被钉进破棺材里，草草埋进大山背后，与那些不光彩的冤魂为伍。

姐姐来信，似为这次一氧化碳中毒找到了依据。五婶受人挑拨，和我家反目成仇。正月十五晚上，有人在五叔坟头放了两盏灯，诅咒五婶早死。她怀疑是对她恩重如山的父亲所为，在太奶坟前多放了盏灯。哪怕我迈过死亡门槛，九泉之下的五叔，也会解开梅花结一把将我推回阳世。我是革命战士，不相信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