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施琅之琅（2/2）

“这才是施琅坚决留台的核心原因之一！”程远分析道，“他不仅从国防角度考虑，还看到了台湾在大航海时代的战略价值。当时西方殖民势力正在向东亚扩张，荷兰、西班牙等国对台湾虎视眈眈，放弃台湾就等于放弃了东南海疆的防御主动权，将后患无穷。施琅的远见卓识，在于他超越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观念，认识到了海洋和海权的重要性。”

考古队还在台湾府的驻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清军士兵的骸骨和生活用品。通过对骸骨的鉴定，发现这些士兵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不少骸骨上留有疾病和战斗的痕迹，部分骸骨还检测出疟疾寄生虫的dNA。“这印证了施琅的担忧，驻守台湾确实不易，士兵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抵御热带疾病的侵袭。”林珊说，“但清廷最终还是决定在台湾驻兵8000人，澎湖驻兵2000人，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用实际行动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在当时是一项极具远见的决策。”

为了全面还原施琅的人物形象，解开他“降清复台”的历史争议，考古队的最后一站是福建晋江的施琅府邸遗址。这座府邸始建于施琅收复台湾后，是康熙皇帝御赐的宅第，历经数百年沧桑，部分建筑仍保存完好。

考古队在府邸后院的假山石下，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青铜匣子。匣子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表面刻有精美的龙纹图案，锁扣完好。打开匣子后，里面装有施琅的私人信件、族谱、一件御赐黄马褂和一枚“靖海侯”金印的复制品。

私人信件中，有一封是施琅写给郑成功之子郑经的回信，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当时清廷正与台湾进行和谈。信中写道：“昔日军中旧友，今隔海峡为敌，然台湾乃中华故土，非一人一姓之私产。昔年成功公驱逐红毛，复我疆土，功在千秋；然今割据一方，使两岸骨肉分离，民不聊生，非成功公本意也。若能剃发归降，朝廷必保台湾百姓安宁，郑氏宗族无恙，共享太平之福。”

程远捧着这封历经三百年的书信，指尖能感受到纸张的厚重：“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施琅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背叛郑氏的降将’，但这封信证明，他的核心诉求从来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国家统一。他与郑氏集团的矛盾，本质是统一与分裂的分歧。”

林珊补充道：“施琅早年曾追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后因父侄被郑成功诛杀而叛清，这是他人生的污点。但从这封信来看，他始终认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反对的只是郑经、郑克塽的割据行为。这种复杂的情感，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而非单纯的‘忠臣’或‘叛徒’。”

匣子里的《施氏族谱》则揭示了一段被史料遗漏的家族秘辛：施琅的兄长施肇麒曾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因反对郑经割据自立，主张归附清廷而被杀害；施琅的父亲施大宣也因受牵连，死于狱中。“这才是施琅坚决主张收复台湾的重要动因之一，”程远分析道，“家族血仇与国家大义交织在一起，让他对郑氏割据政权的痛恨远超常人，也让他收复台湾的决心更加坚定。”

族谱中还记载了施琅收复台湾后的举措：“公入台后，严令将士不得烧杀抢掠，修复成功公祠庙，保护郑氏祖坟，安抚百姓，减免赋税三年。”这与考古队在台湾府遗址发现的《安抚输诚示》公告相互印证。“施琅并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报复台湾百姓，反而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林珊感慨道，“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知道收复台湾不仅要靠军事胜利，更要赢得民心。”

青铜匣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保存完好的明黄色马褂，马褂上绣着五爪金龙，边角绣有“御赐”二字。“这是康熙皇帝御赐的黄马褂，是极高的荣誉象征，”郑海峰介绍道，“马褂的面料是江南云锦，绣工精湛，金龙栩栩如生，足以见得康熙对施琅的器重。”

马褂的夹层中，藏着一本施琅的自述《靖海纪事》手稿，手稿为宣纸手写本，字迹苍劲有力，详细记录了他从康熙七年上书《边患宜靖疏》到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的全过程，其中一段关于澎湖海战的记载，颠覆了史料的传统说法：“六月初十之战，余率七船冲阵，为鼓舞士气，自伤右眼，以示破釜沉舟之志。黄海将军力劝，余曰：‘今日不置之死地，何以后生？’众将士见余血染征袍，皆奋勇向前，虽初战不利，然军心未散。”

“原来施琅的右眼伤是自导自演的！”林珊震惊道，“史料记载他是被郑军火铳击伤，没想到竟是为了凝聚军心的苦肉计。”程远补充道：“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受伤后仍能从容指挥，并且在五天后就发起总攻。所谓的‘休整’，其实是他整顿军心、调整战术的关键时期。施琅深知，清军将士多为内陆子弟，不善海战，面对郑氏水师的严防死守，难免心生畏惧，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

手稿中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余与姚督虽有政见之争，然皆知收复台湾乃国家大业，私下多有默契。澎湖战后，姚督遣人送粮万石，助余安抚降兵，稳定军心。”这进一步印证了考古队之前的猜想，施琅与姚启圣的矛盾是表面的，实则在收复台湾的大业上达成了共识，相互配合。

“施琅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但他收复台湾、力主留台的功绩不容抹杀，”程远总结道，“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个人恩怨的执念，也有国家统一的大义；有军事将领的勇猛，也有政治家的谋略。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为了探寻清廷对台湾的战略定位，考古队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查阅了康熙皇帝关于收复台湾的御笔朱批和相关档案。在故宫博物院的特藏部，程远团队见到了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中秋日闻海上捷音》和《赐施琅诗并序》的原件，以及他对施琅《请留台湾疏》的朱批。

《中秋日闻海上捷音》的手稿上，康熙皇帝的字迹刚劲有力，透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诗稿的末尾，有多处修改痕迹，可见康熙皇帝对这首诗的重视。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康熙皇帝的战略思想，”程远解读道，“‘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说明他认为收复台湾并非单纯的武力征服，而是为了安抚百姓、实现国家统一；‘耕凿从今九壤同’则表明，他将台湾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两岸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太平。”

在施琅《请留台湾疏》的原件上，康熙皇帝的朱批清晰可见：“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着照施琅所请，设府驻兵，加强防御，以固海疆。”这短短二十余字，奠定了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基调。

“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在于他超越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观念，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林珊分析道，“当时朝廷内部的弃台派认为台湾‘蛮荒之地，徒增负担’，但康熙皇帝支持施琅的主张，认为台湾是东南海疆的屏障，若弃之，西方殖民势力必卷土重来，东南沿海永无宁日。这种海权意识，在当时的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一份康熙二十三年的《台湾府志》初稿，上面详细记载了台湾府的行政区划、驻军编制、税收政策等信息。“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驻兵八千名，澎湖驻兵两千名，”郑海峰念道，“税收方面，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免台湾百姓三年赋税，鼓励大陆百姓迁往台湾开垦荒地。这些政策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发展，巩固了清朝对台湾的统治。”

为了进一步探寻清朝海权战略的延续性，考古队前往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这里是清朝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在炮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康熙年间的火炮和炮弹，这些火炮的铸造工艺与施琅收复台湾时使用的火炮一脉相承，甚至在精度和威力上有了进一步提升。

“这说明康熙皇帝在收复台湾后，并没有放松海防建设，而是将海权战略推广到了全国，”程远分析道，“从东南沿海的台湾、澎湖，到北方的大沽口，清朝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海防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权利益。”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大沽口炮台遗址的一处窖藏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乾隆年间的海防档案，档案中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留粤海关一口通商。”“这标志着清朝的海权战略开始走向保守，”林珊感慨道，“康熙皇帝开创的开放海疆、重视海防的政策，并没有被后世子孙继承。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让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错失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机遇，这也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埋下了伏笔。”

2047年春，“施琅收复台湾——海权、统一与历史抉择”国际考古特展在北京、厦门、台南三地同步举行。展览上，澎湖海战的青铜火炮、铜山港的造船构件、台湾府的降书原件、施琅的私人信件、康熙皇帝的御笔诗稿等文物一一亮相，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场景复原，完整呈现了施琅收复台湾的全过程，以及背后复杂的权力斗争、战略决策和历史抉择。

程远在厦门展区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施琅收复台湾是一场集军事谋略、政治智慧与民族大义于一体的伟大壮举。他等待十三年的隐忍、与姚启圣的策略性合作、对郑军战术的精准研判、收复后力主留台的远见，共同铸就了这场统一大业。这场胜利，不仅结束了台湾长达二十余年的割据局面，更奠定了清朝对台湾的管辖基础，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海权利益。”

程远进一步阐述：“施琅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当代启示。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都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他与姚启圣的合作与分歧，展现了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都应退居其次；康熙皇帝和施琅力主留台的远见，提醒我们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时代，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桥梁，维护海权就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到施琅平定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再到如今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历史文脉，”程远动情地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神圣使命。考古工作者通过一件件文物，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传承了统一的理念，让两岸同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未来的希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视频致辞中评价：“施琅收复台湾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维护国家统一、化解边疆危机的典范。中国考古人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统一背后的复杂博弈与坚定决心，为当代解决领土争端、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特展期间，两岸学者联合发布了《施琅收复台湾考古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异同，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许多台湾民众在参观展览后表示：“以前只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现在才了解施琅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行为。”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澎湖列岛的海边，望着滔滔海浪。三百多年前，施琅率领水师在这里浴血奋战，实现了国家统一；三百多年后，考古工作者通过一件件文物，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传承了统一的理念。海风吹拂着他的脸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那是战船的轰鸣，是将士的呐喊，是两岸同胞渴望统一的心声。

“海探八号”的汽笛声再次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南海的西沙群岛，探寻明清时期中国水师巡视海疆、维护领土主权的更多遗迹。程远知道，中国古代海权的故事还有很多等待发掘，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也将在历史的指引下，不断向前。

程远深刻体会到，考古工作不仅是挖掘文物、还原历史，更是凝聚民族情感、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那些沉睡在海底、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它们见证了中国古代海权的辉煌与遗憾，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执着追求。

正如康熙皇帝在《赐施琅诗》中所写的“南纪尽安流”，国家统一、海疆安宁，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继承施琅的爱国精神、康熙的远见卓识，坚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让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这场跨越三百多年的考古探索，不仅解密了施琅收复台湾的历史真相，更凝聚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它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是民心所向，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都终将失败；它也提醒我们，海权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重视海权、维护海权，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而那些为国家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将永远被铭记在民族的史册上，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