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双壁归山（1/2）
一、古里港的医疗档案
2042年孟春，印度科泽科德（古称古里）的古港遗址，印度洋的暖风吹拂着海岸，“海探七号”考古队的发掘工作已持续月余。根据史料记载，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归航途中，在古里染病逝世，归葬南京牛首山。但程远始终觉得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郑和作为船队统帅，随行医官多达一百八十员，为何会在归航关键时刻突然病逝？
在古里港明代官驿遗址的土层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残破的医疗档案，档案用麻纸书写，部分页面因受潮粘连，但核心内容仍可辨认。档案的标题为《宣德八年古里舟师医疗纪事》，落款为“医官陈以诚”——陈以诚是郑和船队的首席医官，史料中记载他精通内科、外科，多次随郑和远航。
“程队，你看这段记载！”林珊指着其中一页，“‘宣德八年二月，总兵太监郑和偶感风寒，服药三日后愈，精神矍铄，召集诸将议事，部署归航事宜。’这与史料中‘染病逝世’的记载完全不符！”
程远接过档案仔细研读，发现其中详细记录了郑和在古里的健康状况：“二月初，和公微咳，医官诊为风寒，予麻黄汤，三日后痊愈；二月中旬，和公饮食如常，每日巡查船队，校阅物资；二月廿五，和公召集王景弘、洪保等议事，议定三月初一启航归航。”档案的最后一页，记载着“三月初一，船队启航，和公登旗舰，意气风发，嘱医官每日记录脉象，以备回京呈奏”，此后便无下文。
“碳十四检测显示，这批档案的年代确为宣德八年，”郑海峰补充道，“纸张和墨迹与郑和船队遗留的其他文书一致，是真品无疑。这说明郑和在古里时身体状况良好，根本没有染病逝世，史料记载可能存在误差，甚至是刻意隐瞒！”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医疗档案的夹层中，发现了一张折叠的麻纸，上面用朱砂书写着一行小字：“和公实于归航途中薨于洋面，古里就医为掩人耳目，恐乱军心。”字迹潦草，与档案正文的工整楷书风格迥异，显然是医官陈以诚私下记录的隐秘。
“薨于洋面，而非古里！”程远震惊道，“这意味着郑和并非在古里病逝，而是在船队离开古里、返航途中的印度洋上去世的。医官们为了稳定军心，刻意伪造了他在古里染病痊愈的记录，直到船队抵达国内后，才上报‘病逝于古里’的说法。”
为验证猜想，考古队对古里港附近的海域展开水下勘探，在距离港口约15海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船体规模与郑和船队的“坐船”一致。在沉船的船舱中，发现了一批医疗器具和一个铜制药罐，药罐上刻着“陈以诚监制”的字样，罐内残留着中药残渣。通过成分分析，残渣中含有大量的人参、当归等滋补药材，还有少量的砒霜——这是明代治疗绝症的常用药材。
“这些药材说明郑和当时可能身患重病，而非简单的风寒，”林珊分析道，“砒霜的剂量很小，应该是用于治疗某种疑难杂症，比如癌症或严重的肺病。医官们一直在为他调理，但最终还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结合医疗档案和沉船遗物，程远还原出真相：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期间，早已身患重病，但他为了完成使命，一直隐瞒病情，坚持指挥船队。船队抵达古里后，他的病情曾短暂好转，便决定启航归航。但在返航途中，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在印度洋上病逝。为了稳定军心，避免船队因统帅逝世而陷入混乱，医官陈以诚和副使王景弘商议后，决定隐瞒真相，伪造了他在古里染病痊愈的医疗记录，并将他的遗体暂时安放在船舱中，待船队抵达国内后，再上报“病逝于古里”，并将遗体安葬于南京牛首山。
二、牛首山的墓葬暗格与遗愿秘辛
2042年夏，南京牛首山郑和墓遗址，考古队在对墓葬进行保护性发掘时，发现了一处隐蔽的暗格。暗格位于墓主人棺椁的左侧，由青石砌成，上面覆盖着一块厚重的石板，石板上刻着“永乐三年，和公手封”的字样。
“这个暗格的位置非常隐蔽，之前的考古发掘从未发现，”程远指挥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石板，“‘永乐三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说明这个暗格是他出发前就预留的，里面很可能藏着他的重要遗物或遗愿。”
暗格内整齐地摆放着一个楠木匣子，匣子表面裹着三层防潮的桐油布，布面上烙印着“三宝太监府”的朱红印记。打开匣子，里面装有一卷丝质文书、一枚铜制印章和一本残破的《航海日志》。丝质文书是郑和的亲笔遗嘱，上面用小楷书写着：“吾奉天子命，七下西洋，历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幸不辱命。吾薨后，愿葬牛首山，近祖茔，以尽孝道；所藏针路图、贸易册，献于朝，以利国家；吾之子孙，勿再涉洋，恐遭不测。”
“这份遗嘱揭示了郑和的三个遗愿：安葬牛首山、献宝于朝、子孙勿涉洋，”林珊解读道，“但其中提到的‘针路图、贸易册’，在史料中并未记载，难道是被人私藏了？”
铜制印章上刻着“郑和私印”四个篆书大字，背面刻着“赛典赤后裔”的阿拉伯文，与之前在昆阳、南京发现的家族信物风格一致。《航海日志》则记录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最后一段航程，其中一段记载尤为关键：“宣德八年三月十五，洋面忽遇风暴，吾病情加剧，自知时日无多。召王景弘、洪保议事，嘱其秘不发丧，待抵国内再奏。吾一生航海，虽为国家，亦为家族，今功成身退，无憾矣。唯愿朝廷续通西洋，扬中华之威。”
日志中还提到“藏秘图于大报恩寺塔基”，这与史料中郑和主持修建南京大报恩寺的记载相互印证。“郑和在遗嘱中说要将针路图、贸易册献于朝，但日志中又提到藏秘图于大报恩寺塔基，这说明他留下了两份资料，一份公开献于朝廷，另一份则是秘密珍藏的核心资料，”程远分析道，“他担心公开的资料会被外夷窃取，或者因朝廷政策变化而遗失，便将最核心的针路图和贸易机密藏于大报恩寺塔基，希望能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航海遗产。”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航海日志》的最后一页，发现了一段被涂抹的文字，经红外扫描还原后显示：“吾之病逝，非唯天命，亦有人为。西洋诸国，多有嫉恨者，恐吾再往，断其利益，故暗下毒手。秘图之事，唯王景弘、洪保知晓，望其择机公之于世。”
“有人为因素！”程远心头一震，“这意味着郑和的病逝并非单纯的病情恶化，可能还遭到了西洋诸国或内部人员的暗害。他担心自己的死因会引发朝廷对西洋诸国的不满，影响外交关系，便嘱咐王景弘、洪保隐瞒真相，只上报‘染病逝世’。”
为寻找秘图，考古队前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对塔基进行勘探。在塔基的中心位置，发现了一个密封的石函，石函内藏着一卷丝质针路图和一本贸易册。针路图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的秘密航线，包括未公开的补给点、贸易据点和避险航线，比《郑和航海图》更为精准；贸易册则记录了与西洋诸国的贸易往来细节，包括商品价格、贸易量、各国首领的喜好等机密信息。
“这些资料是郑和航海事业的核心遗产，”郑海峰感慨道，“他之所以藏于大报恩寺塔基，是因为这座寺庙是他亲自督造的，安全性高，而且是他家族信仰的象征，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庇护。”
三、旧港的宣慰司印与外交遗患
2042年秋，印度尼西亚旧港（古称三佛齐）的考古现场，“海探七号”的队员们在明代宣慰司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铜制官印，印文为“旧港宣慰司印”，背面刻着“宣德六年制”的字样。这枚官印与史料中“郑和前往旧港，颁赐施济孙新印，袭其父施进卿旧港宣慰司之职”的记载一致。
“这枚官印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颁赐给施济孙的，”程远看着官印上的锈迹，“但印文的磨损程度很轻，说明使用时间不长，这与旧港宣慰司后来的兴衰有关。”
在官印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明代的文书残片，上面记载着旧港宣慰司的历史：“宣德八年，郑和薨后，西洋诸国渐有贰心，暹罗欲侵旧港，施济孙遣使求援，朝廷未应。后旧港为暹罗所破，宣慰司印遗失，施氏家族流亡南洋。”
“这说明郑和的逝世，对明朝在西洋的外交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林珊分析道，“郑和凭借个人威望和家族背景，维系着明朝与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他去世后，朝廷停止了下西洋活动，对西洋诸国的影响力减弱，旧港宣慰司失去了庇护，最终被暹罗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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