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都成了傀儡的永历与沐天波（2/2）

“刘文秀则相对温和，试图在孙、李之间调和，但更倾向于李定国的抗清主张。四兄弟昔日同生共死的情谊，在权力和理念的冲刷下，日益淡薄，猜忌和摩擦不断。”

“这种内部的不和，为后来的一系列悲剧埋下了伏笔。”“祸起萧墙预告”弹幕飘过。

“就在大西军内部暗流涌动之际，在广西、贵州边境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终于被大西军‘找到’了。”朱迪钠描述着那个历史性（或者说讽刺性）的时刻。

“永历朝廷的生存空间被清军不断压缩，走投无路。而控制了云贵的大西军，是他们唯一可能投靠的、拥有相当实力的‘明军’（至少名义上）。孙可望等人也需要永历这面更‘正统’的旗帜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压服内部和外部异议。”

“于是，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经过一番交涉（实为孙可望主导），永历皇帝及其残存的朝廷班子，被‘迎接’到了大西军控制下的贵州，随后又被接到云南昆明。”

“永历帝或许一度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庇护所，可以重振朝纲。”天幕显示永历车驾进入昆明的场面，颇为隆重。“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孙可望根本不允许这个正统皇帝留在昆明这个权力中心。仅仅两个月后，孙可望就以‘贵阳为前线重镇，需陛下坐镇鼓舞士气’为名（实为隔离控制），将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迁往贵州西南偏僻的小城——安龙府（今安龙县）。”

“在安龙，永历帝被严密‘保护’起来。孙可望派心腹将领看守，朝廷官员的任免、政令的出入，甚至皇帝的生活用度，都需经孙可望同意。永历帝完全成了一个高级囚徒、橡皮图章。”画面中，安龙的行宫简陋而戒备森严，永历帝面容憔悴，活动范围有限。

“至此，一个南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奇特政权结构形成了。”朱迪钠总结道，天幕上出现一个三层金字塔的示意图。

“最顶层，名义上的象征：永历皇帝。”图标是虚化的龙椅和年号。“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名分，是‘天子’，但被软禁在安龙，政令不出行宫。”

“中间层，法统的装饰：黔国公沐天波与少数南明旧臣。”图标是沐王府的牌匾和几个文官。“沐天波以其三百年镇滇的威望，为大西军政权披上‘忠臣护国’的外衣，负责礼仪、联络土司等门面工作。少数随永历而来的旧臣，点缀朝廷，但无实权。”

“最底层，真正的权力核心：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领导集团及其军政体系。”图标是坚盾、利剑和钱袋。“他们掌握着所有的军队、土地、财政和实际行政权力。他们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所有重大决策，无论是内政建设，还是对外（主要是对清）的战略。”

“这个政权，表面上是明朝的延续，实质上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蜕变与借壳重生。”朱迪钠的声音充满历史的荒诞感，“曾经誓要推翻明朝的起义军领袖的继承者们，如今成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和最有威望勋臣的‘保护者’与操控者。而被保护的皇帝和勋臣，则成了确保他们权力合法性的、最华丽也最悲哀的囚徒。”

“永历帝和沐天波，共享着一种新型的、在末世藩镇强权下的‘囚徒式生存’。他们的生死荣辱，不再取决于敌国或天道，而是完全系于昔日的‘反贼’之手。这，或许可以算作大明皇室与顶级勋贵另一种残酷的‘死法’——在活着的时候，就已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与自主，成为权力博弈中最精致也最无奈的傀儡。”

天幕在安龙行宫的孤寂景象与昆明孙可望“国主”府邸的森严气象对比中暗下。洪武朝，沐英已不忍再看，低头沉默。蓝玉则咂咂嘴，对沐英低语：“瞧见没？你家那小子，和皇帝一起，被那帮泥腿子出身的给圈养起来了。这他娘的……算什么事儿！”语气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对沐家遭遇的同情，有对武人掌权本质的洞察，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慨。

朱元璋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他看到了忠臣后裔的无奈，看到了末世君王的凄惨，更看到了一种超越君臣名分、纯粹由实力决定的残酷权力规则。这三百年沐府与最后皇权的奇异结合与共同沦陷，让他对“江山”二字，有了更冰冷、也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