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2）

一、引言：跨越千年的财富伦理命题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 看不见的手 理论时，他或许未曾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方文明早已对财富获取的伦理边界进行了深刻思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句镌刻在中华文明基因中的古训，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实则承载着儒家文化对人性欲望、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性的系统思考。从《论语》中孔子对冉有理财能力的评价，到明清晋商 以义制利 的商业实践，再到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这条财富伦理主线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变迁之中。在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命题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构建现代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石。本文将从概念溯源、哲学基础、历史演进、现代解构四个维度，系统解析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

二、概念溯源：从《论语》语境到范畴界定

（一）原典语境中的义利之辨

《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段论述构成了 取之有道 的思想原型。需要注意的是，此处 不以其道得之 的 ，东汉郑玄注为 得富贵，而宋代朱熹《论语集注》进一步阐释为 不以其道，则其得之也不正。可见孔子并非否定对富贵的追求，而是强调获取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更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种态度与道家 绝巧弃利、法家 利出一孔 的财富观形成鲜明对比，奠定了儒家 以义导利 的基本立场。

（二）核心概念的哲学界定

的人格维度：在儒家语境中， 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指称，更是道德理想的化身。从《尚书》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的身份区分，到孔子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道德分野， 逐渐成为兼具社会责任与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在财富观上体现为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即财富追求必须以道义为本质，以礼仪为规范。

的范畴演进：甲骨文中

从贝从才，本指财物，《周易?系辞》何以聚人？曰财 将其扩展为聚合人力的资源。在儒家思想中， 既包括粟米布帛等物质财富，也涵盖 以德聚财（《大学》）的道德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将

纳入

范畴，如朱熹认为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种二分法为后世财富伦理增添了禁欲主义倾向，但原始儒家对

的态度更为辩证。

的伦理维度：作为儒家核心范畴， 在此处具有三重内涵：一是天道秩序，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是社会规范，即 君臣父子 的伦理秩序；三是道德理性，如孟子 仁心仁术 的实践理性。在财富领域， 具体化为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行为准则，构成对

的价值范导。

三、哲学基础：儒家义利观的三重维度

（一）性理维度：欲与理的辩证统一

孟子 性善论 为财富伦理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认为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肯定了生理欲望的天然合理性。但这种

需要通过 心之官则思 的理性自觉来引导，形成 以理节欲 的实践智慧。荀子虽持 性恶论，却同样强调 化性起伪，认为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使儒家财富伦理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

（二）伦理维度：群己关系的价值调适

儒家 修齐治平 的伦理链条，将个人财富追求纳入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框架。《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的论述，揭示了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的内在关联。这种群己观在宋明理学中发展为 义利相兼 的辩证思维，如陆九渊提出 利者，义之和，王夫之更明确指出 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将个体利益的正当性与社会公义统一起来。这种伦理智慧与西方契约论强调的 个人权利优先 不同，更注重在 推己及人 的伦理互动中实现利益协调。

（三）实践维度：经权之道的智慧运用

儒家义利观并非僵化的道德教条，而是蕴含着 经权相变 的实践智慧。《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在

情境下主张 援之以手，突破 男女授受不亲 的常规，这种权变思维在财富领域体现为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的实践层次。明清晋商创造的 顶身股 制度，将员工利益与商号发展绑定，正是 经权之道 在商业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既坚守 以义制利 的原则，又灵活适应市场变化。

四、历史演进：从先秦哲思到现代转型

（一）先秦诸子的义利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围绕财富伦理形成了多元思想碰撞：儒家主张 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将道德作为利益的生成基础；墨家提出 义，利也（《墨子?经上》），试图将义利统一于 天下之利；法家则推行 利出一孔 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通过严刑峻法规范财富分配；道家秉持 知足之足，常足矣 的寡欲思想，对物质财富持超越态度。这场思想争鸣最终以儒家 以义导利 思想为主流，奠定了中国传统财富伦理的基本格局。

（二）汉唐至宋明的理论深化

汉代董仲舒提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虽被后世误解为 贵义贱利，但结合语境可知其强调的是动机的道德纯粹性。宋代程朱理学将义利之辨提升到 天理人欲 的哲学高度，朱熹注《论语》时说：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将义利分野归结为公私之别，这种阐释强化了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明代王阳明提出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 致良知 的哲学框架下，将财富追求纳入道德自觉的范畴，认为 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极大拓展了儒家财富伦理的实践空间。

（三）明清商业文明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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