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教育筑基，人才辈出（2/2）

“这书上说，用铸铁研磨盘加氧化铬膏，能把零件表面粗糙度降到0.02微米，”他兴奋地对同学说，“咱校办工厂的老磨床要是按这个法子改改，说不定能加工出符合导弹轴承要求的零件。”

同学指着书里的公式：“但这里的温度控制要求±0.5℃，咱们车间没恒温设备怎么办？”

“可以用地下水循环降温，”陈明亮指着窗外的水管，“我观察过，咱学校的井水全年温度都在15℃左右，接个循环泵就能用，成本还低。”两人当即决定，周末去校办工厂试试。

教育部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部长指着《1978-1985教育发展规划》上的红色曲线，声音带着沙哑：“你们看，这是近五年高校理工科招生人数预测，要从每年5万涨到20万，相当于再造四个清华！但光有数量不行，质量得跟上——北大、复旦要恢复研究生院，中科院和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把最顶尖的学生往科研一线送。”

规划科的同志补充道：“中小学也得跟上。我们计划在三年内，给全国每个公社配一所初中，每个县建一所重点高中，让农村孩子也能上得起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老师，上海、北京的师范院校已经开始‘速成班’，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会计当民办教师，先把课开起来。”

“师资问题得长远解决，”部长弹了弹烟灰，“选派留学生的方案批下来了，第一批先派500人，去美国、德国、日本学尖端技术，专业就盯着航天、电子、材料这几块。但有个硬规矩：必须签回国服务协议，少则五年，多则八年，谁要是不回来，以后就别想再踏回国门。”

“已经有三十多位海外科学家来信，说想回来搞建设，”外事处的同志递过一摞信件，“剑桥大学的李政道先生还托人带话，愿意帮忙联系美国高校，接收咱们的留学生。”

部长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上盖着“斯坦福大学”的邮戳：“这些科学家是宝贝啊。告诉他们，回来后要啥给啥——实验室、助手、经费，只要能搞出成果，咱们都满足。人才回来了，技术就活了，国家才有希望。”

1978年春，北京火车站挤满了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即将启程，站台上，教育部的同志正给他们发“特殊礼物”——一个装着祖国土壤的小瓷瓶。“到了国外好好学，但别忘了根在哪，”老人握着留学生的手，“你们带回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国家的未来。”

留学生里年纪最小的林晓，刚从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即将去麻省理工学半导体。他把瓷瓶塞进背包，里面还装着张研究员托他带的纸条，上面列着十几个想请教的技术问题。“张老师说，国外的光刻技术已经到1微米级了，让我多拍点设备照片，记清楚参数。”他对送行的老师说，“我保证，三年后一定回来，把学到的都用上。”

火车开动时，林晓从车窗里探出头，看见站台上有人举着“振兴中华”的标语。他想起临行前校长的话：“你们这代人，是带着国家的期望出去的。以前我们被人卡脖子，是因为没人懂技术；等你们回来了，就该轮到我们挺直腰杆了。”

北师大的晚自习教室里，灯光亮到后半夜。王建国在演草纸上推导傅里叶变换公式，这是导弹制导系统里用来处理雷达信号的基础算法；李梅的笔记本上，画满了PN结的结构示意图，她正在琢磨如何用国产硅材料做出稳定的二极管；金哲和同学已经画出了播种机的三维图纸，准备下周去校办工厂加工零件。

窗外的玉兰花已经含苞待放，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王建国抬头望向星空，突然想起生产队老支书的话：“咱农民种庄稼，得先深耕、施肥，才能有好收成。国家搞建设也一样，教育就是深耕，人才就是种子，现在下力气，将来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他低头继续做题，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和远处实验室传来的机器轰鸣、图书馆里的翻书声、工厂车间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属于那个年代的交响曲。这首曲子里，有对知识的渴望，有对未来的期盼，更有一代人用教育筑基、为国家铸魂的决心。

多年后，当王建国成为卫星导航系统的总设计师，李梅带领团队突破了光刻机核心技术，金哲的播种机在全国推广时，他们总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在拥挤的教室里，在泛黄的书页间，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无数颗年轻的心埋下的种子，终于在时代的沃土上，长成了支撑国家前行的栋梁。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句朴素的信念：教育兴，则国家兴；人才强，则民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