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陈岩石的“电信诈骗”（2/2）

第三条直接挑战土地法规和城市规划的严肃性，第四条更是公然要求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进行利益输送。

李达康见众人反应，知道自己成功引起了共情，语气更加激愤：“沙书记，各位同志！前两条，我们还可以在法律框架内研究解决。但这后两条，简直是匪夷所思！土地性质是说改就能改，说不变就能不变的吗？今天大风厂能靠着闹事逼我们改变土地性质，明天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我们京州的规划还怎么搞？还有那个政府订单指定，这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垄断，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如果这次我们开了这个口子，以后汉东省再遇到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是不是谁闹得凶，谁就能拿到超常规的利益？我们政府的公信力何在？政策的严肃性何在？！”

沙瑞金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沉稳坐着的赵达功：“达功同志，大风厂的后续处理是你在一线负责。对于达康同志提出的这几点，尤其是工人诉求的合理性，你怎么看？”

赵达功缓缓放下手中的笔，他没有去直接评价李达康的话，而是用一种更宏观、也更犀利的视角，接过了话头：

“沙书记，各位同志。达康同志刚才提到的四点要求，其性质确实需要仔细甄别。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工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这主要体现在前两条。安置费的足额发放，是稳定当前局面、弥补工人损失的直接手段；而股权的归还，则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这两点，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我们政府必须拿出态度和行动予以解决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纠正错误的司法判决，将土地性质依法调整回工业用地的原因之一：只有产权清晰、合法，工人的股权才能落在实处，而不是依附在一片法律上站不住脚、却价值虚高的商业土地上。”

“第二个层面，则是一些超出法律和政策框架的非分诉求。 比如达康同志说的后两条。”赵达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维持商业用地性质和指定政府订单，这两条，毫无疑问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须坚决驳回，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既要倾听群众呼声，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少数人的过度诉求绑架，更不能为了暂时的平息事端而牺牲长远的原则。”

说到这里，赵达功目光扫过全场，抛出了他思考已久的深层剖析：

“那么，为什么明明安置费即将到位、股权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像郑西坡、王文革这样的少数人，依然态度如此强硬，甚至不惜提出这些明知不可为的要求呢？”

他停顿了一下，给出了石破天惊的答案：

“根据我们深入的调查和股权结构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大风厂高达40%以上的股权，实际上集中掌握在郑西坡、王文革等少数几个工人代表和原始股东手中。”

“嗡……”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这个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显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赵达功的声音清晰而冷静，继续剖析：“请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大风厂那块地，真的如他们所愿，维持商业用地的性质。那么这块地的估值将远超工业用地。在通过合法程序拍卖之后，扣除偿还山水集团的债务，剩余的资金，将有高达40%的比例，流入这少数几个人的口袋！那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

“反之，”他语气加重，“如果土地依法恢复为工业用地，其价值将大幅缩水。即便同样流程操作，这少数人能分到的钱，将远远少于前者。所以，他们真正害怕的，根本不是什么厂子没’、工人没饭吃，而是他们手中那40%的股份，因为土地性质的拨乱反正而大幅缩水！他们每天高喊的保护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了一块维护他们少数人即将到手的巨额利益的遮羞布！”

这番分析，如同手术刀般精准，瞬间剥开了大风厂事件表面“维权”之下，隐藏的深层经济利益动因。

李达康之前强调的无理要求，在赵达功这个逻辑面前，显得苍白而片面:工人们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因利益分配而存在分歧，而少数掌握大量股权的人，正是在利用广大工人的困境，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私利。

会场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沙瑞金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随即恢复原状。

他环视众人，沉声道：“达功同志的分析，很深刻，也很有说服力啊。这告诉我们，处理复杂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必须深入内核，抓住主要矛盾。既要保障大多数工人的合法利益，也要坚决抵制少数人借机攫取非法利益的企图。大风厂事件的收尾工作，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常委会的风向，因为赵达功这番透彻的剖析，再次发生了微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