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新闻报道汇，成公十三年（2/2）
秦两汉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彻底完成了从“诸侯分立传播”到“大一统传播”的转型。它以中央集权为核心，以制度化的文书传递与信息共享为手段，既保障了皇权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也让政务信息、舆情动态、思想文化得以有序流动，其“中央主导、分级传播、服务治理”的模式，深刻影响了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传播形态。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政权分裂与战乱动荡，打破了秦两汉“中央集权主导传播”的稳定格局，新闻传播呈现出“分裂性、军事性、地域性”的鲜明特征。无论是各国的军情情报传递、政权合法性宣传，还是士族阶层的信息交互与文化传播，都围绕“生存博弈”与“政权存续”展开，形成了适配乱世的特殊传播形态。
军事情报传播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功能。三国鼎立阶段，魏、蜀、吴均建立起高效的“斥候情报网”与“密信传递系统”，将新闻传播直接服务于战事决策。曹操在官渡之战前，派斥候潜入袁绍军营获取兵力部署情报，又通过截获袁绍谋士许攸的密信，得知袁军粮道空虚，最终制定奇袭乌巢的战术——这类“实时军情收集”已成为各国胜负的关键。蜀汉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设立“邸阁”，除储存粮草外，更承担军情中转职能，斥候将关中魏军动向记录于“木牍简报”，经驿站快马送抵邸阁，再由参军整理分析后呈送诸葛亮，其“情报收集—整理—决策支持”的流程，已接近专业化的军事新闻传播体系。而吴国则依托水军优势，建立“水驿”系统，通过船只在长江沿线传递情报，如赤壁之战前，周瑜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荆州，实则收集曹操大军的船只数量与水战准备情况，这类“外交伪装下的情报获取”，成为乱世中新闻传播的特殊形式。
政权合法性宣传是各国传播的另一核心诉求。各国通过“檄文昭告”“祥瑞记录”与“历史重构”，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性。曹丕代汉时，先让太史令编造“黄龙现于谯县”的祥瑞，将其记录于官方文书并张贴于各地，再发布《代汉告天文》檄文，细数汉朝“气数已尽”的征兆，通过驿站传递至各州郡，向天下宣告曹魏政权的“天命所归”；刘备在成都称帝前，亦命诸葛亮等人整理“汉献帝禅让（伪）诏书”与“刘氏宗室血脉正统”的史料，汇编成《季汉辅臣赞》，通过士族间的书信往来传播，巩固“汉祚延续”的舆论基础。这类传播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却以“公开宣告”与“史料支撑”的方式，将政权主张转化为可传播的信息，具备了“政治新闻宣传”的属性。
士族阶层的兴起，催生了“私人间谍网络”与“文化信息交互”的双重传播渠道。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掌控地方经济与文化资源，成为乱世中信息流通的重要枢纽。东晋王导家族在江东立足时，通过与吴姓士族间的“书信往来”，既传递朝廷政令与北方战乱动态，也交流玄学思想与诗文创作——这些书信中，既有“石勒攻陷洛阳”的时政消息，也有“兰亭雅集”的文人活动记录，成为士族间兼具“新闻性”与“文化性”的传播载体。而北方士族如崔、卢二姓，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通过“门客斥候”收集各国政权动向，一方面为家族选择依附对象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将北方战乱信息传递至南方东晋政权，这类“跨政权信息中介”，填补了官方传播的空白，成为南北信息沟通的隐性纽带。
民间传播则以“流言传闻”与“歌谣谶语”为主，兼具“舆情反馈”与“社会情绪表达”功能。西晋末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歌谣在洛阳街头流传，既反映了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的权力格局，也成为民众对朝政走向的预判；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间流传“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谶语，被百姓解读为“北魏孝文帝南迁”的预兆，这类“歌谣谶语”虽带有迷信色彩，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快速扩散，成为乱世中民众获取时政信息、表达对政权态度的特殊渠道。此外，民间还出现“揭帖”形式，如东晋末年，孙恩起义前，其部众在会稽郡张贴匿名揭帖，列举太守谢琰的“苛政罪状”，号召百姓响应起义，这类“民间反抗性传播”，已具备“舆论动员”与“时政批评”的新闻功能。
文化传播与新闻信息也深度融合。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与“诗文创作”，常包含大量时政记录。陈寿在《三国志》中，既记载“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重大事件的经过，也收录各国君主的诏令与大臣的奏议，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既是文学名篇，也详细记录了蜀汉的内政与北伐规划，成为后世了解三国时政的核心“新闻史料”；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开篇，看似平淡的时间记录，实则暗含对东晋末年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政映射，这类“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元素”，成为乱世中文化传播与信息记录的结合体。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新闻传播，虽因分裂与战乱失去了大一统时期的体系性，却在“军事情报”“政治宣传”“士族交互”与“民间舆论”等领域实现了功能深化。它既适应了乱世中政权生存与社会运转的需求，也为隋唐统一后“官报体系”的重建与“民间传播”的发展，积累了多样化的实践经验。
而在隋唐之际，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重建与盛世格局的形成，新闻传播彻底摆脱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碎片化”形态，回归并超越了秦两汉的“中央体系化”模式，构建起以“官报成熟化、传播网络系统化、民间传播多元化”为核心的封建新闻传播巅峰形态。无论是服务于皇权治理的“进奏院状报”，还是覆盖全国的“驿传网络”，亦或是民间兴起的“新闻信”与“揭帖”，都围绕“巩固大一统、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文化交流”展开，成为盛世王朝运转的重要信息纽带。
官方新闻传播的核心载体——“进奏院状报”走向成熟，标志着中国封建官报体系的正式确立。唐朝在都城长安为各道设立“进奏院”，作为地方藩镇在京城的驻京机构，而进奏官的核心职责便是采集中央政务信息，整理成“进奏院状报”后通过驿路送回藩镇。这份状报已形成固定形态：以“纸卷”为载体，开篇标注“某年某月某日进奏官某报”，内容涵盖皇帝诏令、宰相议政、百官任免、朝会动态与边境军情，如《敦煌进奏院状报》（现存最早官报实物）中，便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时期“沙州节度使张议潮遣使入长安奏事”的经过，包括奏疏内容、皇帝召见细节与赏赐结果。这类状报虽仅面向藩镇节度使等高层传递，却具备“定期发行”“内容规范”“定向传播”的新闻媒介特征，成为地方了解中央动态、维系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核心渠道，其模式直接影响后世宋、元、明、清的官报发展。
全国性“驿传网络”的完善，为新闻传播提供了高效的硬件支撑。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陆驿”“水驿”“水陆兼驿”三类驿站，总数达1639所，驿卒配备快马（陆驿）或快船（水驿），按“日行六驿至八驿”（约180里至240里）的速度传递信息。唐太宗时期，李靖平定东突厥后，捷报通过陆驿从突厥牙帐（今蒙古国境内）出发，经云中驿、太原驿、潼关驿，仅用7日便送达长安，皇帝即刻将捷报内容补充进“进奏院状报”，再通过驿路传递至各道藩镇，实现“军情上报—中央反馈—全国知晓”的闭环传播。除官方文书外，驿站还承担“官员私信”传递功能，如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便是在长安驿站为友人送别，而友人赴安西都护府后，两人通过驿站传递的书信中，既包含生活近况，也提及“安西驻军换防”“西域诸国遣使入唐”等时政信息，让私人通信成为官方传播的补充渠道。
民间新闻传播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新闻信”的人际传播，也有“揭帖”的公共传播。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文人、僧侣等群体频繁往来于各地，催生了“新闻信”的流行——长安商人将京城的物价波动、税收政策、科举放榜信息写入书信，通过驿站或商队传递给各地分号；江南文人则在书信中分享“曲江宴饮”“雁塔题名”等文人活动，附带提及朝堂上的诗文唱和与官员变动，如白居易在给友人元稹的信中，便详细描述了“李绅作《悯农》诗引发朝堂讨论”的过程，这类书信虽非专职新闻载体，却以“时效性”与“生活化”的特点，成为民间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而“揭帖”则是民间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百姓将“邻里纠纷调解结果”“本地灾情求助”“官吏善政表彰”等内容书写于纸张，张贴于城门口、寺庙墙或集市显眼处，如唐玄宗时期，洛阳百姓为表彰县令“减免赋税”的善举，张贴《洛阳令德政揭帖》，列举其具体举措与百姓反馈，这类揭帖兼具“信息告知”与“舆论表达”功能，成为基层社会的“民间公告栏”。
文化传播与新闻信息的融合更为深入，“史书编纂”“诗文创作”与“碑刻记事”成为新闻传播的延伸载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收录了大量唐朝的“时政记录”，如“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安史之乱”的军情传递、“两税法”的推行细节，这些内容均源自唐朝官方档案与私人书信，成为后世研究唐朝新闻传播的重要史料；李白、杜甫的诗文中，也包含大量时政信息——李白《永王东巡歌》记录了“永王李璘起兵”的历史事件，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长安的残破景象，这些诗句通过文人唱和与民间传抄，成为“新闻性诗文”，让时政信息以文化形式广泛传播。此外，唐朝的“碑刻”也承担新闻传播功能，如《大唐西域记碑》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途经国家的风土人情与佛教遗迹，碑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前，供百姓与僧侣阅读，既传播了佛教文化，也传递了“西域地理与外交”的信息，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新闻告知”的双重价值。
隋唐之际的新闻传播实践，既是对秦两汉“中央主导传播”模式的继承，也是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元传播”经验的整合。它以成熟的官报体系、高效的驿传网络与多元的民间传播，构建起适配盛世王朝的信息流通机制，不仅保障了皇权对全国的有效治理，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信息交互与文化认同，其“官民互补、系统高效”的传播格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近千年的传播形态。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中原地区“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更替，南方及边缘地区“十国”（吴、南唐、吴越、闽、楚等）割据自立，新闻传播再度回归“乱世适配”形态，既延续了隋唐“官报与驿传”的框架，又因政权短命、战事密集，呈现出“军事优先、传播短促、地域割裂”的显着特征，信息传递的核心目标始终围绕“政权存续、战事决策与疆域争夺”展开。
官方新闻传播呈现“碎片化官报”与“紧急军情传递”并行的特点。五代政权虽短暂，却仍效仿唐朝设立“进奏院”，试图维系中央与地方的信息联结，但“进奏院状报”已失去隋唐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后梁建立之初，在开封设立进奏院，进奏官采集的信息仅聚焦“朱温称帝诏令”“对河东李克用的战事部署”两类内容，状报篇幅缩短至“数页纸卷”，且因后梁与李克用集团常年交战，状报传递常因驿路被切断而中断，有时需派“轻骑斥候”绕过战场传递，时效性与完整性大打折扣。后唐灭后梁后，虽短暂恢复全国驿传网络，却因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北方驿路被契丹控制，“边防空虚”的军情只能通过“密使蜡丸传书”的方式送达洛阳，如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契丹大军南下的情报，便是将领赵德钧派亲信将密信藏于蜡丸，伪装成商贩潜入洛阳呈报给末帝李从珂，这类“隐蔽式军情传播”成为五代官方传播的主流形式。
十国割据政权则构建“地域性传播网络”，以“自保”为核心优化信息流通。南唐作为十国中较强的政权，在金陵设立“驿馆”，依托长江水运构建“水驿体系”，传递“吴越国动向”“后周南征情报”与“国内农事灾荒”信息——南唐中主李璟时期，吴越国试图联合后周夹击南唐，南唐斥候通过水驿快速将“吴越战船集结杭州湾”的情报送达金陵，李璟随即调整兵力部署，派水军驻守长江口，这类“地域间军情预警”成为十国传播的核心功能。吴越国则因偏安东南、战事较少，将传播重点转向“内政与外交平衡”，在杭州设立“进奏院”（仅与后晋、后周等中原政权对接），状报内容多为“中原政权更迭消息”“对吴越的册封诏令”，同时通过“商人信使”与南唐、闽国传递“互不侵犯”的外交意向，如吴越王钱镠派丝绸商人携带书信前往福州，既交易货物，也打探闽国是否有联合南唐的计划，实现“商贸与情报”的双重传递。
军事情报传播的“隐蔽性”与“即时性”被推至极致。五代将领普遍重视“斥候情报网”的建设，且因战事规模小、节奏快，情报传递更依赖“近距离快骑”与“暗号沟通”——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后晋与契丹在澶州交战，将领杜重威派斥候“每十里设一哨”，用“狼烟（白天）”“火把（夜晚）”传递军情：若见“一柱狼烟”，表示契丹骑兵小规模袭扰；“三柱狼烟”则为大军来犯，这种“符号化即时预警”能让前线部队在半个时辰内知晓敌情，比文书传递快数倍。十国中的楚国，因地处湖南、四面受敌，甚至训练“信鸽传信”，在长沙与桂州、永州等重镇间设“鸽站”，传递“南汉入侵”“武平军叛乱”的紧急情报，虽信鸽负载有限，仅能传递“敌至某城”的简短信息，却在“驿路被断”时成为关键备用渠道，开五代十国“生物传信”的先河。
民间传播则以“流言速传”与“迁徙信息共享”为主，适配人口频繁流动的乱世场景。五代中原地区百姓因躲避战乱频繁迁徙，“流民群体”成为民间信息的主要传播者——后汉乾佑元年（948年），郭威在邺都起兵反叛，消息通过流民口耳相传，仅三日便从邺都传到开封周边，百姓听闻后纷纷逃往乡村，这类“战事流言”虽有时失真，却因贴合民众生存需求，传播速度远超官方文书。南方十国因相对稳定，民间传播聚焦“商贸与灾荒”：吴越国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市井茶坊”中，商贩会交流“越窑青瓷销路”“钱塘江潮汛预警”信息，茶坊老板甚至会将“后周禁止南方瓷器北上”的政令抄录张贴，供商人参考；闽国因常年闹饥荒，民间则通过“乡老传告”的方式传递“官府赈济粮发放时间”“邻县粮价”信息，如闽永隆六年（944年），建州饥荒时，百姓便是通过乡老徒步传递的“福州有粮”消息，成群前往福州求生，这类“生存类信息传播”成为民间传播的核心。
文化类新闻传播则呈现“短促化与地域性”，仅在相对稳定的政权中零星存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期，金陵文人会在“澄心堂”聚会，交流“诗文创作”与“朝堂动态”，如李煜创作《虞美人》后，词稿通过文人书信传递至苏州、扬州，成为一时流传的“文化新闻”，但因后周大军压境，这类传播仅维持数月便因南唐国势衰落而中断。吴越国则在杭州刻立“石经”，将《论语》《孝经》刻于石碑立于西湖边，既传播儒家文化，也间接传递“吴越王重视教化、追求稳定”的政治信号，这类“文化与政治结合的传播”，成为乱世中少见的非军事类传播形式。
五代十国的新闻传播，虽因战乱失去了隋唐的“体系化与完整性”，却在“军事传播效率”与“地域适配策略”上有所突破——它以“短促、隐蔽、实用”为原则，将信息传递与政权短命的现实、战事密集的需求深度绑定，既为后周统一中原（如柴荣整合驿传与情报网）积累了实践经验，也让南方十国的“地域性传播网络”成为宋初重建全国传播体系的重要参考，在乱世中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传播功能过渡。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交融与统一的特殊阶段。宋王朝的“崇文抑武”与商品经济繁荣，辽、夏、金的“游牧与农耕融合”，元朝的“大一统疆域拓展”，共同塑造了新闻传播“多元体系并存、官民互动增强、技术推动革新”的新格局——既有宋朝成熟的官报体系与民间小报，也有辽金的“捺钵传播”“猛安谋克情报网”，更有元朝覆盖欧亚的驿传网络，信息传递的功能从“治理辅助”拓展至“文化交融”与“跨地域联结”。
宋朝的新闻传播呈现“官报规范化”与“民间小报勃兴”的双轨并行特征。官方层面，宋朝将唐朝的“进奏院状报”升级为“邸报”，并设立“都进奏院”统一管理——都进奏院由中央直接掌控，进奏官需将采集的“皇帝诏令、朝会决议、百官任免、边境军情”等信息，经门下省审核后编印成邸报，通过全国驿传网络送达各州军、路级机构。现存《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熙宁年间，邸报已形成“每日一小报、每月一大报”的刊期，内容严格规避“未决政务、后宫秘闻”，甚至连“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细节”也需经神宗皇帝批准方可刊载，其“审核严格、刊期固定、覆盖广泛”的特点，标志着封建官报进入成熟阶段。
民间层面，“小报”的兴起打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北宋末年，开封出现“小报贩子”，他们通过“宫中宦官泄密”“进奏院吏员私抄”“地方官员私信”等渠道获取信息，手工抄写或雕版印刷成“小报”，在市井中售卖，内容涵盖“未公开的朝政争议”“边关战事传闻”“科举放榜内幕”等——如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下包围开封的消息，官方邸报迟迟未登，小报却抢先披露“金军已渡过黄河”的情报，虽部分细节失真，却因“时效性强、内容鲜活”成为百姓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南宋时期，小报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专业采编团队”，如临安的“陈氏小报”，定期刊载“秦桧专权的负面消息”“岳飞北伐的进展”，虽多次被朝廷以“造谣惑众”查禁，却屡禁不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商业新闻载体。
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构建起适配自身统治形态的新闻传播体系。辽朝推行“捺钵制度”，皇帝全年在不同“捺钵”（行宫）处理政务，新闻传播也围绕捺钵展开——辽廷在各捺钵间设立“驿骑”，传递“部落朝贡信息”“对宋边境动态”，同时设置“译史”，将汉文情报翻译成契丹文呈送辽帝，如辽圣宗时期，对宋“澶渊之盟”的谈判进展，便是通过驿骑从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传递至捺钵，再由译史翻译后供辽帝决策。西夏则以“蕃汉双轨”传播为特色，在兴庆府（今银川）设立“蕃学”与“汉学”，分别用西夏文与汉文编印“边报”，传递“对宋、金的战事情报”“农业灌溉指令”，如西夏崇宗时期，“宋夏永乐城之战”的军情，既用西夏文通报各部落首领，也用汉文抄送汉族官员，确保信息在不同族群间有效流通。
金朝则将“猛安谋克制度”与新闻传播结合，构建“军事与民政一体”的信息网络——金朝在猛安谋克（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中设立“传骑”，负责传递“征兵令”“赋税通知”与“对蒙古的军情”，同时在中都大兴府（今北京）设立“进奏院”，效仿宋朝邸报编印“金报”，但内容更侧重“女真贵族议事”与“对宋、西夏的外交动态”。金章宗时期，蒙古部落崛起，金朝在北方边境设立“边堡传警系统”，用“烽火+驿骑”传递蒙古入侵情报，如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大军进攻野狐岭的消息，便是通过边堡烽火预警，再由驿骑快速传递至中都，为金朝部署防御争取时间。
元朝实现大一统后，依托“疆域辽阔”的优势，构建起覆盖欧亚的“驿传与急递铺”双重传播网络。元朝在全国设立“站赤”（驿站）1500余处，分为“陆站”与“水站”，配备“驿马、驿船”，传递“中央政令”“地方奏报”；同时在站赤之间设立“急递铺”，每十里一铺，铺兵腰系“铜铃”，手持“文书夹板”，昼夜兼程传递“紧急军情”与“重要公文”，规定“一昼夜行四百里”，如元世祖时期，“文天祥抗元”的军情，便是通过急递铺从江西传递至大都（今北京），仅用三日便送达元廷。此外，元朝还开通“国际驿路”，从大都经中亚延伸至欧洲，传递“对伊利汗国的外交指令”“丝绸之路的商贸信息”，如元成宗时期，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者，便是通过国际驿路传递“元廷与伊利汗国结盟”的消息，实现了跨洲际的新闻传播。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新闻传播，既体现了汉族政权“官民互动”的成熟，也展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因俗而治”的智慧，更在元朝大一统下实现了“跨地域、跨民族”的信息联结。它不仅服务于各政权的治理需求，更在多民族交融中承担起“文化传播”与“认知构建”的功能，为明清时期新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经验。
而在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制度发展至顶峰，商品经济在晚期迎来繁荣，新闻传播既延续“官办主导”的传统，又因社会结构变动催生“民间传播勃兴”，形成“官方邸报体系化、民间报房专业化、传播内容世俗化”的三重格局。无论是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塘报”“京报”，还是活跃于市井的“民间报房小报”，亦或是应对边疆危机的“军情传播机制”，都围绕“巩固集权、维系秩序、满足民生信息需求”展开，成为适配封建王朝晚期治理与社会运转的信息纽带。
明朝的官方新闻传播以“塘报”与“邸报”为核心，构建“层级化军情与政务传播网络”。“塘报”作为军事新闻的专属载体，主要传递边疆军情与地方叛乱情报，由各省督抚、总兵官直接向兵部与皇帝呈报，内容聚焦“倭寇动向”“蒙古南下”“农民起义”三类核心事件——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在东南抗倭时，每取得一场胜利，便即刻撰写塘报，详细记录“倭寇人数、作战地点、歼敌数量”，通过驿站快马送抵京城，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的塘报，仅用五日便从台州送达北京，嘉靖帝阅后即刻下旨嘉奖，并将塘报内容摘要纳入“邸报”，传递至各省布政使司。“邸报”则承担政务新闻传播职能，明朝废除唐宋进奏院，改由内阁直接掌控邸报编印，内容经“通政司筛选—内阁票拟—皇帝御批”三重审核，仅收录“皇帝诏令、内阁议事、百官任免、科举榜单”等官方信息，通过“驿传网络+地方提塘官”送达各地，如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均田免粮政策，便是先通过邸报公布细则，再由提塘官抄录后张贴于府县衙门，确保政令无偏差落地。
清朝官方新闻传播在明朝基础上升级，形成“京报”主导、“塘报”辅助的成熟体系。“京报”由内务府管辖的“报房”编印，虽名为“民间报房承办”，实则内容完全受控于军机处——京报内容固定分为“宫门抄”（皇帝起居、朝会动态）、“上谕”（皇帝诏令）、“奏折”（大臣奏议摘要）三部分，如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京报每日刊载“前线军情奏折摘要”与“皇帝调兵上谕”，通过“驿传+民间报房分销”覆盖全国，甚至远至东北盛京、西北伊犁的官员，也能通过京报了解京城动态。清朝“塘报”则更侧重边疆危机传播，康熙年间对准噶尔部作战时，在蒙古草原设立“军塘”（军事驿站），塘兵配备“快马与信炮”，若遇准噶尔部突袭，便先鸣炮预警，再撰写塘报传递，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战，清军击败噶尔丹的塘报，通过军塘仅用七日便从漠北送达北京，为康熙调整后续战略提供关键依据。
民间新闻传播在明清两代迎来“专业化发展”，“民间报房”成为核心载体。明朝中后期，北京出现“民间报房”，如“聚兴报房”“同顺报房”，它们通过“购买内阁邸报抄本—手工抄写或雕版印刷—向市井售卖”的模式，发行“民间小报”，内容除转载邸报政务信息外，还增加“市井新闻”，如“官员贪腐传闻”“民间冤案”“庙会活动”——明万历年间，苏州织工葛成领导反税监斗争，北京民间报房即刻派人前往苏州打探消息，将“斗争经过”“官府应对”整理成小报，在京城售卖，引发百姓广泛关注。清朝民间报房进一步专业化，北京“荣禄堂”“聚升堂”等报房，不仅用活字印刷提高京报印刷效率，还推出“订阅服务”，为商铺、文人定期送报，甚至出现“地方版京报”，如上海报房将京报内容摘要后，结合“上海开埠后的商贸信息”编印《上海京报摘要》，满足本地商人对“京城政令+地方商机”的双重需求。
此外，明清两代还形成“特殊场景传播机制”，适配不同社会需求。明朝应对“倭寇之乱”时，在东南沿海设立“烽火台+信旗”预警系统，若见倭寇船只靠近，便点燃烽火，同时升起不同颜色信旗（红旗表倭寇百人以下，黄旗表百人以上），沿海卫所通过“烽火传警+快马报信”的组合，快速组织防御；清朝晚期应对“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湘军设立“营报”，由幕僚撰写“军营动态、战事进展”，分送各营将领，同时通过“密信”向朝廷传递“太平军内部情报”，如曾国藩派容闳潜入天京（南京）收集的“太平军粮草储备”情报，便是通过密信藏于“茶叶箱”中，伪装成商贩货物送达湘军大营。
明清两代的新闻传播，既是对封建王朝“官办主导”传统的继承，也因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孕育出“民间专业化传播”的新形态。它既保障了中央集权对全国的有效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井阶层的信息需求，成为封建新闻传播体系的“成熟收官”阶段，其“官民互补、层级分明”的传播格局，直至清末近代报刊出现才被打破。
而在欧洲，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新闻报道领域的探索，便已与城邦民主治理、帝国疆域管理深度绑定，形成了以“公共宣告、文书传递、口头传播”为核心的原始传播体系，虽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媒介，却已具备“信息共享、舆论引导、政务告知”的核心功能。
古希腊的新闻传播根植于城邦民主制度，以“广场宣告”与“口头辩论”为主要形式。雅典作为民主制的代表，公民大会（Elesia）是最高权力机构，每次会议召开前，传令官会在雅典卫城与各个城区的广场上高声宣告“会议时间、议题与参会要求”，确保公民知晓政务动态——如伯里克利时期推行“公职津贴制”的政策，便是先通过传令官在广场宣告，再经公民大会辩论表决，这种“公开宣告”模式，让政务信息直接触达普通公民，成为早期“政务新闻”的雏形。此外，古希腊的“信使制度”（Heralds）也承担跨城邦新闻传递功能，信使不仅负责传递城邦间的外交文书、战争宣战书，还会带回其他城邦的“政治变动、军事动向、体育赛事”等信息，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归属，便是通过信使传递至希腊各城邦，成为全希腊共享的“体育新闻”。而戏剧表演与公共演讲，则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载体——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通过角色对话调侃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与雅典的政治弊端，这类戏剧在狄俄尼索斯剧场公演时，既传递了社会争议话题，也引发公民对时政的讨论，具备“新闻评论”的属性。
古罗马时期的新闻传播，随疆域扩张从“城邦式”转向“帝国式”，形成更具系统性的传播网络。共和时期，罗马广场（Foru Roanu）是信息传播的核心枢纽，元老院的决议、执政官的命令、司法审判结果，会由“公告员”（Prae）高声宣读，并将关键内容刻于“青铜板”（Tabue Publicae）立于广场，供公民查阅——如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后，“废除王政、设立执政官”的制度变革，便是通过青铜板公告传遍罗马城，成为全民知晓的“政治新闻”。进入帝国时期，为维系庞大疆域的统治，罗马建立“驿站系统”（Curs Public），以罗马城为中心，向欧洲、亚洲、非洲的行省延伸，驿站配备快马与驿车，传递“皇帝诏令、军情简报、行省政务报告”——如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征服达西亚（今罗马尼亚地区）后，捷报通过驿站从达西亚前线传递至罗马城，仅用12日便完成约2000公里的路程，皇帝随即下令将捷报内容刻于“图拉真纪功柱”，同时通过公告员在各行省广场宣读，实现“帝国范围内的新闻同步”。此外，罗马帝国还出现“手写新闻信”（Acta Diurna），由官方定期编写，内容涵盖“皇帝起居、元老院议事、公共事件（如火灾、粮食供应）、角斗赛日程”等，抄写后分送元老院议员、行省总督与重要贵族，虽未向普通民众公开，却已具备“定期发行、内容规范”的新闻媒介特征，堪称欧洲最早的“官方内参”。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社会陷入“政治分裂、经济衰退、文化垄断”的局面，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对开放的新闻传播形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宗教传播为核心、封建领主信息管控为辅助”的封闭传播体系，信息传递的功能从“民主共享”转向“宗教教化”与“封建统治维系”。
宗教传播成为中世纪新闻传播的主导力量，教会通过“圣经解读、布道宣讲、宗教文书”掌控信息话语权。罗马天主教会作为欧洲最大的统一组织，在各地建立教堂与修道院，神父通过每周“弥撒布道”，将《圣经》教义与教会指令传递给信徒，同时附带“宗教节日安排、教会会议决议、圣人事迹”等信息——如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便是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表布道，随后由各地神父通过弥撒布道传递至欧洲各国，激励信徒参与东征，这种“布道传播”既传递了宗教动员信息，也成为中世纪跨地域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此外，教会还通过“手抄本圣经与宗教文献”传递信息，修道院的修士们抄写《圣经》时，会在页边批注“当地宗教事件、主教任免、异端审判”等内容，这些手抄本在各修道院间流通，成为教会内部的“新闻载体”——如12世纪法国克莱尔沃修道院的手抄本中，便记载了“圣伯尔纳铎劝服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参与十字军东征”的经过，这类记录通过修道院网络传播，成为教会内部的“时政新闻”。
封建领主的“领地传播”则呈现“碎片化”特征，服务于局部统治需求。中世纪欧洲分裂为数百个封建领地，领主们在自己的城堡内设立“信使”，传递“领地内的税收指令、司法判决、军事防御信息”——如英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在各郡设立“郡长”，郡长通过信使将“土地清查结果（《末日审判书》）、兵役征召令”传递至各庄园，确保领主对领地的控制。领地间的信息传递则依赖“外交信使”，领主们通过信使交换“联盟意向、战争威胁、联姻提议”等信息，如13世纪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因加斯科涅领地争端，双方信使频繁往来于巴黎与伦敦，传递“谈判条件、军事准备”等情报，这类“外交信使传播”成为封建时期跨领地新闻的主要形式。此外，城堡与城镇的“公告栏”（通常设于教堂或市集旁），会张贴领主发布的“禁令、赋税调整、市集开放时间”等信息，由识字的教士或市民为不识字的民众宣读，实现“领地内的公共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