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1章 碎镜重圆——2300万骗局的集体记忆与罪责终证（1/2）

（一）下午五点：应急指挥中心里的记忆拼图

下午五点零七分，云海市应急指挥中心。

窗外的天空阴沉如铁，雨开始落下。室内，所有屏幕都在闪烁——一部分显示着混乱的城市监控画面：堵塞的路口、滞留的地铁站、排队的人群；另一部分则是技术组疯狂滚动的代码和网络攻击轨迹图。

但中央会议桌旁，一场与时间赛跑、也与记忆赛跑的会议正在进行。

陶成文站在桌首，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但紧绷的脸：“‘最终净化程序’已经启动，技术组正在全力反击。但在那之前——在整座城市可能陷入混乱之前——我们必须完成最后一步：把张坚案2300万骗局的完整拼图拼出来。不是作为案件档案，而是作为这座城市必须记住的集体记忆。”

他打开全息投影，一个三维的时间轴螺旋缓缓旋转。从2018年8月张坚被选为目标，到2019年8月骗局收网，再到今天。

“每个人，从你们的角度，讲述你们所知的关键片段。”陶成文说，“我们把这些碎片拼起来，让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一个骗局是如何像癌细胞一样生长，又如何被发现的。这是我们对‘最终净化’的唯一反击——用完整的真相，对抗被刻意制造的混乱记忆。”

他看向付书云：“付队，从你开始。”

（二）付书云的记忆：审讯室里的九个阶段

付书云坐在轮椅上，他的伤还在痛，但眼神锐利如刀。

“我审讯张坚十七次，每次两到三小时。”他缓缓开口，“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感觉到他被摧毁的九个阶段——不是危暐笔记里那些冷冰冰的‘实验阶段’，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拆解的九个阶段。”

全息投影上，出现了一个人形轮廓，被分成九段。

第一阶段：否认与辩护（2019年9月，第一次审讯）

“我刚出示证据时，他完全否认犯罪意图。他说：‘我是为了国家任务，那些钱会回来的。’他反复提到‘李主任’‘红头文件’‘国家需要’。那时他的认知框架还是完整的，只是内容被置换了——他把骗局当成了崇高任务。”

第二阶段：困惑与动摇（第三次审讯）

“当我给他看伪造文件的鉴定报告时，他第一次出现明显的困惑。他问我：‘如果文件是假的，为什么部委总机能查到文号？’我告诉他那个总机是假的，他愣了很久，然后说：‘那……我打的电话呢？’”

第三阶段：恐惧萌芽（第五次审讯）

“他开始害怕了。不是怕坐牢，是怕‘如果我被骗了，那我这九个月在做什么？’这种存在性恐惧比法律制裁更折磨人。他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李主任……真的不存在吗？’”

第四阶段：愤怒爆发（第七次审讯）

“知道彻底被骗后，他有过一次剧烈的愤怒。在审讯室里砸椅子，吼着：‘我要杀了他们！’但很快愤怒就熄灭了，因为他意识到，那些骗子远在境外，而他在这里，戴着镣铐。”

第五阶段：自我憎恨（第九次审讯）

“愤怒转向自己。他说：‘我太蠢了……太蠢了……’他开始用头撞桌子。我们不得不给他戴防护头盔。那段时间，他拒绝见任何人，包括律师。”

第六阶段：道德真空（第十一次审讯）

“最危险的阶段。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了。问他什么都说‘随便’，认罪书看都不看就签字。心理医生说，这是‘价值系统彻底崩塌后的心理休克’。他开始说一些可怕的话：‘忠诚是傻子的游戏’‘国家？国家需要你时你是宝，不需要时你是草’。”

第七阶段：碎片化回忆（第十三次审讯）

“他开始出现记忆混乱。会把2018年的事记成2019年，会把‘李主任’说的话记成真领导说的话。但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他偶尔会想起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比如，第一次转账前，他其实给那个伪造的部委号码打过三次电话，前两次没人接，第三次才有人接。”

付书云停顿了一下：“这个细节后来帮我们追踪到那个假冒的总机服务器。”

第八阶段：痛苦清醒（第十五次审讯）

“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后，他逐渐恢复了现实感。但清醒带来了更深的痛苦。他第一次完整回忆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陷进去的，回忆起自己对家人说的那些谎言。那次审讯，他哭了两个小时，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眼泪一直流。”

第九阶段：认罪与最后的牵挂（第十七次，最后一次审讯）

“他完全认罪了。但认罪后，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付警官，我儿子……以后还能考公务员吗？’我说政审可能过不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那也好……体制内太复杂，不适合他。’”

付书云讲完了。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雨打玻璃的声音。

“这九个阶段，”付书云最后说，“我后来对照危暐的笔记，发现完全吻合他们预设的‘目标心理崩溃路径’。但笔记里没有的是——每个阶段里，张坚作为人的痛苦。那些笔记只记录了‘目标进入愤怒期，符合预期’，却没写他愤怒时眼里的血丝，没写他撞桌子时额头的淤青。”

全息投影上的人形轮廓，在第九段的位置，标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那是张坚最后的问题，关于儿子。

（三）马文平的记忆：资金追踪中的“人性温度”

马文平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的腿伤让他的动作有些迟缓，但语气坚定。

“我负责追踪2300万的流向。”他说，“在数据上，那是十七笔转账，通过十二个空壳公司，最终流入顾明远的离岸基金。但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我看到了……钱的‘温度’。”

投影切换成资金流向图，但这次，每个节点都标注了温度值——从冰冷的蓝色，到温热的黄色，再到灼热的红色。

第一笔20万：冰冷的试探

“第一笔转账，危暐团队很谨慎。钱转出后，他们在新加坡的服务器上停留了72小时，观察是否触发警报。没有。然后才继续流转。这时的钱是‘冰冷’的——纯粹的实验品。”

第三笔80万：开始升温

“到第三笔时，钱开始有‘温度’了。因为这笔钱里，有一部分——大约五万元——流回了张坚妻子的医疗账户。这是刻意设计的‘正向反馈’。张坚看到医疗费被解决，对‘组织’的信任加深。这笔钱对张坚来说，有了‘温暖’的假象。”

第六笔200万：灼热的诱饵

“第六笔转账后，危暐团队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马文平调出一份消费记录，“他们用这笔钱的一部分——大约三十万——在云海市最高档的商场，以‘单位福利’的名义，给张坚家买了一批奢侈品：名牌包、高档西装、进口保健品。然后让人‘无意中’透露给张坚的同事。”

他顿了顿：“目的很明确：让同事羡慕张坚‘有门路’，从而强化张坚的‘我确实在做重要任务’的自我认知。这笔钱，成了灼热的诱饵。”

第九笔300万：分叉的温度

“这是最复杂的一笔。”马文平放大节点，“300万里，50万作为现金给了王振华（冰冷的贿赂）；100万转入KK园区账户，用于购买改造体实验设备（残酷的资金）；剩下的150万继续在洗钱网络中流转。同一笔钱，在不同人那里，有了完全不同的‘温度’：对王振华是烫手的赃款，对改造体是冰冷的枷锁，对洗钱网络只是数字。”

第十七笔600万：最后的冰冷

“最后一笔，完全冰冷。因为这时张坚已经麻木了，危暐团队也不再需要‘温度操控’。这笔钱以最快速度流出境外，没有任何迂回。就像手术结束，器械被收回。”

马文平坐下：“追踪这些钱时，我经常想起张坚在审讯室里说的一句话：‘我以为那些钱是在为国家做事……’他至死都不知道，那些钱流过的地方，有多么冰冷和残酷。”

（四）鲍玉佳与曹荣荣的记忆：社会涟漪的目击者

鲍玉佳和曹荣荣对视一眼，后者点头示意她先说。

“我在社区工作了七年。”鲍玉佳说，“张坚案发生后，我亲眼看到了信任崩塌的‘涟漪效应’。最开始是能源局所在的街道——那些和张坚做过邻居的人，开始变得疑神疑鬼。”

她调出一些社区记录：

“王阿姨，能源局退休职工的妻子。张坚案发后，她突然要求把存在街道互助基金里的两万块钱取出来。我问为什么，她说：‘连张坚那样的人都贪污，谁知道你们这个基金干不干净。’”

“李大爷，以前是张坚的棋友。案发后他再也不去老年活动中心下棋了。他说：‘老张以前下棋时总说做人要正直……都是装的。我现在看谁都觉得假。’”

曹荣荣补充她在医院观察到的：“医疗系统也是。张坚案成了很多患者质疑医生的‘参照物’。我听过不止一个患者说：‘你们医生说要做什么检查，是不是像张坚那样，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捞钱？’”

“最可怕的是，”鲍玉佳声音低沉，“这种怀疑会传染。一个小区里，只要有几个‘王阿姨’‘李大爷’，整个小区的氛围就会变。人们开始互相防备，社区活动参加的人越来越少，邻里纠纷却越来越多——因为一点小事就会上升到‘你是不是想坑我’。”

苏念在安全屋插话：“这就是危暐‘信任蒸发’理论的核心——通过击破一个关键节点，让不信任像病毒一样在社交网络中传播。张坚就是那个被选中的‘零号病人’。”

曹荣荣点头：“而我们现在做的社区‘信任修复’，本质上是在做‘群体免疫’——通过建立新的信任连接，阻断不信任的传播链。但这个过程，比破坏慢得多，也难得多。”

（五）张帅帅、程俊杰、梁露的记忆：数据深渊中的鬼影

技术组的三位年轻人提供的，是最接近危暐思维方式的视角——数据视角。

张帅帅先开口：“我在破解危暐的服务器时，最震撼的不是骗局的设计，是他建立的‘目标全息画像系统’。”

投影上出现一个复杂的数据模型，中心是张坚的照片，周围辐射出几百条数据线：消费记录、通讯频率、出行轨迹、社交媒体点赞、甚至包括他手机的电量消耗曲线（用来推测作息）。

“危暐把张坚变成了一个‘行走的数据包’。”张帅帅说，“更可怕的是，这个系统是半自动的。只要输入新的目标信息，系统就能自动生成‘操控方案建议’。比如，系统分析张坚‘对父亲角色有情感缺失’，就建议让‘李主任’使用‘父辈权威’的话术。”

程俊杰接话：“我在追踪资金流时发现了另一个维度——时间维度的操控。他们精确计算了每笔转账的时间点：避开审计周期，选择张坚情绪相对稳定的时段，甚至在转账后立即安排‘李主任’的安抚通话。整个九个月，像一部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场景都在最佳时间点上演。”

梁露负责的是“社会影响数据”部分：“危暐团队在能源局内部安插的两名‘观察员’，每周提交的报告详细到令人发指。比如，‘目标科室本周茶水间闲聊次数下降30%，话题从家庭转向工作风险’；‘年轻科员小李在听到张坚名字时出现明显回避眼神’；‘科室内部文件传阅签名时间平均延长1.2个工作日’。”

她停顿了一下：“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了危暐论文里的‘社会信任弹性系数’‘组织防御性反应阈值’等学术概念。而制造这些数据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和恐惧。”

三个人讲完后，会议室里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

因为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张坚案不是传统的诈骗，是“人性工程学”的一次精密实践。而实践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数据，为了验证理论，为了发表论文，为了学术声誉和商业利益。

在这个链条里，张坚和他的痛苦，只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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