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的溯源之谜：是土着扎根还是迁徙融合？（2/2）
早些年，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上没找到什么史前的古城遗址，所以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四千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除了野兽，根本没有人居住。那时候的教科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
但谁也没想到，后来考古队在成都平原一口气挖出了好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宝墩古城。这座古城占地面积很大，城墙是用泥土夯筑的，又高又厚，城里还有房屋、墓葬、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这一下子就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原来四千多年前，成都平原上已经有了这么成熟的聚落文明，人们不仅会建造城池，还过着定居的生活，根本不是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
更让人惊喜的是，近几年考古学家又有了新发现，找到了比宝墩古城更早的“前古城时代”人类居址。这些遗址不像古城那样有高大的城墙，但里面出土了不少石器、陶片，还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比如用火的火坑、搭建房屋的柱洞。
这些发现说明，在那些所谓的“迁徙族群”到来之前，成都平原上早就有人居住了。以前大家觉得“迁徙族群是第一批开发平原的人”，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考古发现就像不断更新的“历史课本”，让我们对古蜀先民的生活年代，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认识。
（二）从旧石器时代延续的“本土血脉”
顺着这些新发现的线索往下推测，一个更合理的结论就出来了：古蜀先民的主体，很可能一直世世代代居住在成都平原上，他们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原住民”。
这片被龙门山和龙泉山环抱的平原，可不是从五千年前才开始有人开发的。它的人类活动史，可能要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那时候的先民，还没有掌握农耕技术，主要靠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沿着河流搭建简陋的住所，用打制的石器捕杀野兽，在河里捕鱼，在山林里采集野果和野菜。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在这片平原上繁衍生息，慢慢积累着生存经验。他们发现，河流旁边的土地种庄稼长得特别好，于是慢慢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了原始农耕；他们觉得简陋的茅屋不够结实，于是慢慢学会了建造更稳固的房屋；他们觉得打制的石器不够好用，于是慢慢学会了打磨更锋利的石器。
这些本土先民就像这片土地的“守护者”，默默耕耘了几千年。他们熟悉成都平原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块土地，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涨水，知道哪种土地适合种什么庄稼。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点点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和技术，为后来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青铜神树、铜立人，金沙的太阳神鸟，这些震撼世界的国宝，背后很可能就藏着这些本土先民的文化基因。毕竟，任何文明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都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慢慢发展壮大的。
三、真相或许是“土着为根，迁徙为枝”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那古蜀先民的来源，到底是“土着扎根”还是“迁徙融合”呢？其实，这两个说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很多考古学家看来，最接近真相的，应该是“土着为根，迁徙为枝”——成都平原本土的世居族群是核心根基，而从嘉陵江流域、岷江上游迁徙过来的外来族群，是重要的补充，两者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真正的古蜀人。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本土的土着族群，就像一棵深深扎根在成都平原上的大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熟悉这里的气候、土壤和水文，掌握了适应这片土地的生存技能。他们是开发这片土地的“主力军”，为古蜀文明提供了最基础的文化和人口支撑。没有这棵“大树”，后续的文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从外地迁徙过来的两支族群，就像这棵大树上长出的新枝。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文化和新的习俗。嘉陵江来的山地人带来了先进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粟米种植经验；岷江上游的河谷人带来了精湛的制陶技术和房屋建造技艺。这些新东西就像新鲜血液，注入到了本土文化中，让古蜀文明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刚开始的时候，土着族群和外来族群可能还各自生活在平原的不同区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但日子久了，大家难免会互相接触。他们一起打猎、一起耕种，遇到洪水、野兽这些共同的敌人时，还会互相帮助。慢慢的，他们的语言融合在了一起，互相学着对方的手艺，信仰也互相借鉴。
比如本土族群本来信奉地母神，后来也学着岷江流域的族群，敬畏江水；外来族群本来只会种粟米，后来在本土族群的指导下，学会了在成都平原种水稻。就这样，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融合，他们再也分不清谁是土着，谁是移民，都成了真正的古蜀人。
正是这种融合，让古蜀文明既有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又有外来文化的新鲜活力，最终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文明成果。后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既体现了本土对自然的崇拜，又融入了外来的图腾元素；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工艺精湛，很可能就传承了岷江上游的冶金技术。
说到底，古蜀先民的溯源之谜，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伟大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封闭发展的。它既要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守住文化的根；又要敞开胸怀，接纳外来的养分。三星堆和金沙文明之所以这么神秘、这么震撼，正是因为它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完美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