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1章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2/2）

古代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典礼，核心流程历来由男性主导。而此次封禅中，武后以“宦者执帷、宫人配合”的方式主持“亚献”，本质是借礼制改革强化自身政治合法性——通过打破“男女有别”的祭祀传统，将个人地位嵌入国家最高礼仪体系，为后续掌权铺垫舆论与制度基础。

--家族清算：以“恩怨”为壳的权力清洗

武后对武士彟族人（惟良、怀运等）的处理，看似是为母亲杨氏报“旧怨”，实则是典型的政治清算：先借“外示廉抑”将族人外放，削弱其京中势力；后以“毒杀魏国夫人嫁祸”为由，直接诛杀并改其姓为“蝮”（寓意毒恶），既铲除了家族内部对杨氏的不服者，也震慑了朝堂上对自己不满的势力。尤其虐杀怀亮之妻善氏（“束棘鞭之，肉尽见骨”），手段之狠厉，已显露其为巩固权力不择手段的特质。

官场生态：权臣沉浮与“制度弹性”的矛盾

这段记载中的官员命运（李义府、刘仁轨），清晰展现了唐高宗时期官场“个人恩怨主导仕途”与“制度底线尚存”的双重特征：

--李义府：“酷吏式权臣”的必然结局

李义府是典型的“依附皇权的投机者”：靠支持武后上位，掌权后滥用“泛阶”制度（打破“劳考叙进”传统，随意提升官员品级），导致“服绯者满朝”（五品以上官员泛滥），破坏吏治体系。他的倒台（忧愤而死）看似偶然，实则是“专权失众”的必然——朝士长期“忧其复入”，说明其权力缺乏根基，仅依赖皇权庇护；一旦失势，无人支持，最终沦为皇权平衡的牺牲品。

--刘仁轨：“逆境翻盘”与官场度量的双重示范

刘仁轨的经历堪称“唐朝官场生存样本”：先因李义府打压（海运失船被构陷），险些丧命；后凭借能力重新崛起，掌权后却宽恕昔日构陷者袁异式（“沥觞明志”），甚至荐其升官。这种“不记私仇”的行为，既有个人度量的体现，也暗含官场生存智慧——通过“矫枉过正”的包容，向朝堂传递“不念旧恶”的信号，稳定自身执政基础。但杜易简评价“矫枉过正”也点出核心问题：官场矛盾的化解，仍依赖个人品行而非制度约束，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

经济与军事：“短期目标”优先的政策隐患

唐高宗时期的经济与军事决策，多为服务“对外扩张”，但也埋下后续问题的种子：

--货币改革：“乾封泉宝”的“饮鸩止渴”

铸造“一当十”的乾封泉宝，核心目的是为征高丽筹集军费（“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这种“虚值货币”政策短期可快速聚拢财富，但本质是对民间财富的变相掠夺——一枚新钱抵十枚旧钱，必然导致旧钱被熔化、物价上涨，长期会引发通货膨胀，破坏货币信用体系。后来“期年尽废旧钱”的规定，也侧面说明此次改革的仓促与隐患。

--征高丽：“趁乱出兵”的战略机遇把握

高丽泉盖苏文死后诸子内乱，唐朝迅速以“救泉男生”为由出兵（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将，后加派李积），是典型的“趁势而为”战略。此时唐朝已灭百济，对高丽形成包围之势，此次出兵既是延续“征服辽东”的长期国策，也试图通过扶持泉男生（封其为“辽东大都督”），在高丽内部建立亲唐势力，为后续灭高丽（668年）奠定基础。而李积想带女婿杜怀恭从军，却因女婿逃避（“公欲以我立法耳”）未果，也反映出当时士人对“军功”的矛盾态度——既想借军功进阶，又畏惧战争风险。

帝王角色：唐高宗的“平衡者”困境

唐高宗在这一年的决策中，始终处于“权力平衡者”的位置，但也显露其执政弱点：

--对武后，他默许其“皇后亚献”“清算家族”，既依赖武后处理朝政、稳定后宫，又未意识到其权力扩张的威胁；

--对官员，他既认可刘仁轨的正直（“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免其死罪）、刘齐贤的方正（“刘齐贤岂捕鹞者邪”拒绝让其捕鹞），又曾纵容李义府的专权（一度想斩刘仁轨），缺乏稳定的用人标准；

--对制度，他推行“泛阶”“乾封泉宝”，多为应对短期需求（安抚官员、筹集军费），忽视制度长期合理性，导致吏治与经济埋下隐患。

总体而言，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是唐朝由“贞观之治”向“武周过渡”的关键转折点：对外，唐朝继续扩张版图，向征服高丽迈进；对内，武后逐步掌控权力，官场与制度随权力博弈不断调整。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盛唐权力结构变革的“缩影”，也为后续武周取代李唐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