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4章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2/2）
军事行动：唐朝霸权的扩张与 “信用” 的政治智慧
这一年最亮眼的军事人物当属苏定方 —— 从为降将都曼求 “不死承诺”，到率十万大军灭百济，再到年底受命讨高丽，其行动贯穿了唐朝对东亚、北方部族的战略布局。值得关注的是 “都曼免死” 事件：苏定方以 “臣许以不死” 为由求情，高宗最终 “屈法全信”，这并非单纯的 “法外开恩”，而是古代军事外交的核心逻辑 —— 对降将的承诺关乎政权公信力，若失信，后续再想招降反叛势力便会难上加难。高宗的让步，本质是用 “司法弹性” 换取军事与政治的长远利益，这种 “信用优先于法条” 的权衡，放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恰似大国对 “承诺可信度” 的维护，是软实力的隐性构建。
苏定方灭百济的意义更超出了单次战役：百济与高丽结盟，是唐朝征伐高丽的 “南线障碍”，灭百济相当于斩断高丽的臂膀，为后续辽东战事铺路；而唐朝在百济设 “熊津等五都督府”，用当地酋长任都督、刺史，这套 “羁縻政策” 是典型的 “以夷制夷”—— 既减少中央驻军的成本，又通过本土化治理降低反抗风险，类似现代 “区域自治” 的古代雏形。但这种模式的隐患也显而易见：一旦中央控制力减弱，地方酋长极易割据，后来百济旧部的复国运动（如公元 663 年的白村江之战背景），便印证了 “羁縻” 的稳定性依赖于中央的军事威慑，这也是古代边疆治理的永恒难题。
此外，对奚、契丹、思结等部族的征伐（阿史德枢宾讨奚、郑仁泰破四部），则体现了唐朝对北方草原的 “高压管控”。频繁的军事胜利固然巩固了边疆，但也暗藏危机 —— 长期对外用兵必然消耗国力，而部族的 “降而复叛” 也说明单纯的武力压制难以实现真正的臣服，这为后来突厥复兴、契丹叛乱埋下了伏笔。
政治权力转移：武则天崛起的 “关键转折点”
高宗 “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让皇后武则天代为处理政事，是这一年最具历史颠覆性的事件。史料称武则天 “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最终 “权与人主侔”，这一描述精准点出了权力转移的核心逻辑：并非高宗 “主动放权”，而是身体缺陷导致的 “权力真空”，被具备政治能力的武则天填补。
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变化打破了古代男性主导的政治传统 —— 唐朝虽开放，但女性参政至 “与君主分权” 的程度，仍是突破时代桎梏的特例。武则天的优势在于 “懂规则且会用规则”：她 “涉猎文史” 意味着熟悉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处事称旨” 则说明她能精准契合高宗的政治需求，这种 “能力匹配需求” 的状态，让权力转移显得 “顺理成章”。更关键的是，这次 “代掌政事” 为她积累了执政经验、培养了心腹势力，成为后来她废黜太子、临朝称制乃至称帝的 “铺路石”。
而梁王忠被废（因 “不自安” 私穿妇人服、占吉凶，最终沦为庶人囚于承乾旧宅），则是权力转移的 “副产品”。梁王忠曾是太子，因武则天成为皇后而被废，此时的 “不安” 与 “迷信行为”，本质是对自身政治命运的恐惧。他的结局印证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在武则天权力扩张的过程中，潜在的 “政治对手” 必然被清除，即使是前太子也无法幸免。这种 “权力清洗” 虽巩固了高宗与武则天的统治，却也暴露了古代储位制度的脆弱性 —— 太子的地位并非 “铁饭碗”，而是与后宫势力、君主态度深度绑定。
制度与人物：唐朝治理体系的 “优势与漏洞”
这一年的细节中，还藏着唐朝官僚体系与人才管理的特点。比如度支尚书卢承庆 “坐科调失所免官”——“科调” 是赋税徭役的调度，“失所” 意味着行政失误，免官的处罚体现了唐朝对官员政绩的 “问责制”，这种 “权责挂钩” 的机制，是维持官僚体系效率的重要保障。
而刘仁轨 “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的案例，则更具深意：“白衣从军” 即剥夺官身、戴罪立功，这既体现了对失误的惩罚，也保留了对人才的使用 —— 刘仁轨后来在百济战场大败日本援军（白村江之战），成为唐朝的 “海东名将”。这种 “容错机制” 在古代非常难得，它避免了 “一错即弃” 的人才浪费，也让官员有机会通过实绩弥补过错，类似现代企业的 “绩效救赎” 制度。
整体格局：强盛背后的 “隐忧伏笔”
从全年事件看，公元660 年的唐朝处于 “鼎盛扩张期”：灭百济、制契丹、压部族，东亚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政治上虽有权力转移，但武则天的执政能力暂时维持了政权稳定。但繁荣背后，三大隐忧已现：
边疆治理隐患：羁縻政策依赖中央威慑，一旦军事力量收缩，百济、高丽旧地极易反叛；
吐蕃崛起挑战：吐蕃因吐谷浑 “内附唐朝” 而发兵攻击，标志着唐朝与吐蕃的矛盾从 “隐性” 转为 “显性”，后来大非川之战的惨败、安西四镇的反复争夺，皆源于此；
权力结构风险：武则天 “权侔人主” 开启了 “后宫干政” 的先例，虽短期提升了行政效率，但也为后来的 “武周革命”、李唐宗室流血牺牲埋下了祸根。
总的来说，公元660 年是唐朝 “盛极而始忧” 的关键节点 —— 它既展现了盛唐的军事霸气、政治弹性与人才活力，也暗藏了边疆、民族、权力斗争的多重危机。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仅塑造了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政治走向，更深刻影响了此后东亚数百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