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0章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2/2）
刘洎的儿子为父亲喊冤，说贞观末年的时候，父亲是被褚遂良诬陷才死的，李义府也在一旁帮腔。皇上就问身边的大臣们，大家都想讨好李义府，都说刘洎是冤枉的。
只有给事中长安人乐彦玮说：“刘洎是大臣，皇上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他怎么能马上把自己比作伊尹、霍光呢！现在要是为刘洎洗刷罪名，那岂不是说先帝用刑不当吗！”皇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暂时放下了这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唐高宗李治在位初期的“政治切片”——既有贞观遗风的余温，也藏着武周掌权的伏笔；既有忠臣良将的亮色，也露着奸臣当道、君权软弱的暗斑，每桩事都透着“权力转型期”的复杂张力。
储位变动：权力洗牌的“第一步棋”
废太子李忠、立李弘（武则天之子），表面是“立嫡”，实则是武则天与高宗联手清除“旧太子势力”的关键操作。李忠被废后，旧官属“惧罪亡匿”，唯有右庶子李安仁“泣涕拜辞”，这种对比特别戳人：多数人趋利避害时，李安仁守的不仅是君臣情分，更是“不附势、不背主”的人性底线——在皇权洗牌的漩涡里，他成了难得的“温情坐标”。而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也暗示武则天的“母凭子贵”已进阶为“子凭母势”，储位成了她巩固权力的“工具”，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伏笔。
民生与朝政：“仁政余韵”与“谏言困境”
来济给高宗提的“养民之道”，抓的是最核心的痛点——“省征役”。他用齐桓公与老人的典故，点破“与其救济个体，不如放开民力”的本质，这是典型的儒家仁政思维，也暗合唐太宗“轻徭薄赋”的遗训。高宗能采纳这个建议，说明他初期仍有“守成之君”的清醒，知道“民力是社稷根本”，这是此年朝政少有的“亮色”。
但这份“清醒”很快被“权力偏心”冲淡。韩瑗为褚遂良讼冤时，把褚遂良比作“微子、张华”（亡国失贤的反面典型），谏言恳切到“乞归田里”，却被高宗以“褚遂良悖戾犯上”驳回——褚遂良的“罪”，本质是曾反对立武则天为后，高宗的拒绝，早已不是“君主判断”，而是对武则天清除“反武旧臣”的默许。此时的“谏言”已不再是贞观朝的“君臣共治”，而是成了“触碰权力禁区的风险行为”，韩瑗的“言不用”，标志着贞观老臣的“政治话语权”开始崩塌。
军事行动：“将才闪光”与“军纪崩坏”
程知节征西突厥的战事，活脱脱一场“将才遇庸才”的悲剧。苏定方率五百骑破四万突厥兵，追奔二十里、缴获遍野，尽显唐军精锐与他的军事天赋；可副总管王文度却因“嫉功”搞出“结阵自守”的昏招，甚至矫诏夺兵权，逼得士兵“跨马被甲终日”、“马多瘦死”，最后还妄杀归附胡众夺财——王文度的操作，暴露了唐军内部“嫉贤妒能”的陋习，也撕开了“军纪”的口子：连“矫诏”这种重罪，最后也只是“除名”，程知节仅因“逗遛”免官，惩罚力度与罪行不匹配，侧面反映出高宗朝军事管理的“宽松化”。
更值得提的是苏定方：拒绝分赃、直言劝谏程知节囚王文度，他的“刚正”与“善战”在此年已崭露头角，后来他能成为平定西突厥、百济的“大唐名将”，这段经历恰是他“军事品格”的证明——在浑浊的军中环境里，他是难得的“清流将才”。
官场暗流：“奸臣得势”与“忠臣困境”
李义府的嚣张，是此年最刺眼的“政治丑闻”：他为抢美女淳于氏，逼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放人，事泄后又逼死毕正义，高宗竟“原义府罪不问”——这不是“君主昏聩”，而是“权力交易”：李义府是“支持立武则天为后”的核心亲信，高宗的“偏袒”，本质是对“武氏阵营”的妥协。
而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桥段，堪称“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标本”：他先问母亲“尽忠则身危、不纠则不忠”的两难，母亲以“王陵之母杀身成子名”鼓励他尽忠——这对母子的对话，把“忠”的道德重量拉到了极致。可结果呢？王义方三叱李义府、读完弹文，高宗却贬他为莱州司户，理由是“毁辱大臣”——黑白颠倒的处理方式，等于公开宣告：“效忠皇权”不如“效忠权力派系”，从此“奸臣更敢肆，忠臣更难立”，官场风气的败坏，自此有了“官方背书”。
收尾争议：“先帝权威”与“党争苗头”
刘洎之子为父平反的事，看似是“个案”，实则是“党争暗战”。李义府想借“平反刘洎”打击褚遂良（称刘洎是被褚遂良谮害），多数臣下“希义府之旨”附和，唯有乐彦玮点破核心：“平反刘洎，就是说太宗用刑不当”——这句话戳中了高宗的“软肋”：他可以偏袒奸臣、打压旧臣，却绝不敢否定唐太宗的“先帝权威”，因为他的皇权合法性，根基仍在“贞观遗泽”。
最终“寝其事”的结局，既暴露了李义府“借案整人”的野心，也说明此时仍有官员（如乐彦玮）能跳出派系，守住“不否定先帝”的底线；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借旧案搞党争”的苗头已经出现，后来武则天掌权时的“酷吏政治”，其实在此年已有了微弱的伏笔。
结语：显庆元年的“历史定位”
这一年，不是“贞观盛世”的延续，也不是“武周篡唐”的直接开端，而是“过渡”——高宗想做“守成君”，却在武则天的影响下逐渐妥协；贞观老臣想保“旧秩序”，却挡不住权力洗牌的浪潮；唐军有“将才”，却躲不过内部的倾轧；民生有“善策”，却抵不过官场的腐败。
从废太子到护奸臣，从纳谏言到贬忠臣，显庆元年的每一件事，都在悄悄改写大唐的走向：皇权从“君主独断”向“帝后共治”倾斜，朝堂从“贞观共治”向“派系博弈”滑落——这一年的“明暗交织”，恰是高宗朝“权力转型”的真实缩影，也为后来武则天“代唐建周”铺好了第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