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8章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2/2）

--任命程知节讨西突厥，则是延续太宗以来对西域的经营，防止西突厥势力反扑，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这些战事没有引发大规模动荡，反而让高宗在“天子守土”的名义下积累了政治威望，为他后续突破大臣掣肘、推动“废王立武”减少了“外患未平”的借口。

“废王立武”：不是后宫争宠，是皇权与贵族的正面交锋

全年最核心的“废王立武”之争，表面是“王后无子、武昭仪有子”的子嗣问题，实则是皇权与关陇贵族集团的权力拉锯，每一步都藏着明确的政治逻辑：

--武则天的“政治突围”：从“受害者”到“操盘手。武则天并非被动等待高宗册封，而是主动布局。先以“厌胜”罪名诬陷王后及其母柳氏，既打击王后的亲属势力（柳奭是吏部尚书，属关陇集团外围），又借“巫蛊”这一皇权最忌讳的罪名，让王后失去道德合法性。精准拉拢“失意官员”：李义府因被长孙无忌打压将遭贬，武则天通过王德俭传递信号，让李义府率先上表“请废王立武”，随后亲自“密遣使劳勉”，将其打造成“自己人”。许敬宗、崔义玄等投机官员见状跟进，迅速形成支持自己的官僚集团——这招“借失意者破局”，既避开了关陇集团的正面阻拦，又为高宗提供了“民意支持”的借口。

--反对派的“困局”：守着“礼教”，输了“皇权”

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的反对，看似是“坚守先帝遗命与礼教”，实则是关陇集团不愿放弃对皇权的制衡：

他们的核心理由始终是“皇后名家（太原王氏，关陇集团联姻对象）、先帝所娶”“武氏经事先帝，不可为后”——前者是维护关陇集团的“联姻政治传统”（王后背后是关陇势力），后者是拿“礼教污点”否定武则天的合法性；

但他们的逻辑有个致命漏洞：把“立后”绑定“社稷安危”，试图以“大臣辅政”的名义干涉皇权。褚遂良“还笏叩头”的激烈反抗，看似悲壮，却强化了“大臣要挟皇权”的观感，反而让高宗更加警惕关陇集团的控制力。

--李积的“关键一票”：一句话打破僵局，暴露博弈本质。李积以“称疾不入”回避前期争论，最终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堪称整场博弈的“破局点”。这句话看似“中立”，实则精准击中了反对派的软肋——此前长孙无忌等人以“社稷”“先帝”为借口阻拦，本质是将“立后”从“皇权范畴”拉到“朝政范畴”，从而实现对高宗的牵制；而李积将其归为“家事”，等于承认“皇权可自主决定后宫事务”，否定了大臣“以社稷之名干涉”的合理性；

李积的选择并非偶然：他虽为开国功臣，但不属于关陇集团核心，更看重“皇权稳定”而非“贵族利益”。他的表态，既让高宗有了“绕过大臣、乾纲独断”的理由，也暗示了军方对“皇权自主”的支持——至此，“废王立武”的阻力从“制度性反对”变成了“个别大臣的道德抗议”。

权力洗牌：政治选择决定命运，格局悄然转向

这一年的人事变动，早已不是“对错”问题，而是“站边”问题——不同选择直接决定了官员的命运，也预示着唐朝政治格局的转向：

--坚守“旧秩序”者失势：褚遂良因“死谏”被贬潭州，柳奭因是王后舅舅连遭贬斥（还被人“希旨奏劾”落井下石），裴行俭只因私下议论就被贬西州——这些人代表的“关陇集团+礼教坚守者”，从此逐渐退出核心权力层；

--拥抱“新皇权”者上位：李义府从“将贬司马”一跃成为中书侍郎，许敬宗升任礼部尚书——这些“非关陇出身”的投机者，实则是高宗为打破贵族垄断、扩大用人权而扶持的力量；

--官制细节藏深意：“员外同正”从蒋孝璋开始设置，看似是个小官制调整，实则是高宗突破“三省六部既定编制”、自主任命亲信的尝试——通过增设新职位，他能绕过贵族掌控的“正员”选拔体系，悄悄扩大皇权的用人范围。

这一年的“历史分量”：不止是“武则天封后”

永徽六年不是孤立的“后宫事件”，而是唐朝历史的“分水岭”：

--皇权从“被制衡”到“再集中”：高宗借“废王立武”，成功打击了长孙无忌主导的关陇集团，结束了“太宗遗臣把控朝政”的局面，将权力重新收归皇帝手中——他并非“懦弱帝王”，而是借“家事”破“国事”的务实统治者；

--政治逻辑从“贵族本位”到“皇权本位”：此前唐朝的核心权力始终绕不开关陇集团（从李渊、李世民到长孙无忌），而这一年后，“是否忠于皇权”逐渐取代“是否出身名门”，成为官员晋升的核心标准，为后来科举出身者崛起、武则天“破格用人”埋下伏笔；

--武则天的“权力奠基”：这一年的博弈让武则天从“后宫妃嫔”变成“皇权盟友”——她不仅获得了“皇后”的身份，更通过拉拢李义府、许敬宗，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政治班底，为后续“垂帘听政”乃至称帝积累了资本。

简言之，永徽六年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边疆战事、官员升降，还是“废王立武”的争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唐朝正在从“贵族共治”的初唐模式，转向“皇权独尊”的中唐模式。而这场转型的“引爆点”，恰是看似不起眼的“立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