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5章 炀皇帝中（1/1）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秘书省增加了一百二十个官职，都用学士来补上。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和搞创作，从他当扬州总管那会儿起，就设置正府学士，人数多达百人，经常让他们搞编纂工作。一直到他当了皇帝，前前后后快二十年了，编纂工作就没停过。从经学、文章，到军事、农业、地理、医学、占卜，再到佛教、道教，甚至赌博、驯鹰养狗这些方面，都编成了新书，而且内容特别精细全面，一共编成三十一部，有一万七千多卷。一开始，西京嘉则殿有三十七万卷藏书，皇帝让秘书监柳顾言等人整理，去除那些重复、杂乱的，挑出三万七千多卷正统的御本，收藏在东都的修文殿。又抄了五十份副本，根据质量分为三品，分别放在西京、东都的宫殿、官署和官府。那些正统的御本装帧精美，卷轴用宝玉装饰，书套是锦缎做的。在观文殿前建了十四间书室，里面的窗户、床铺、被褥、橱柜、帐幔，全都特别奢华漂亮。每三间开一个方形的门，挂着锦缎的幔子，上面有两个飞仙。门外的地上设置了机关。皇帝到书室的时候，有宫女拿着香炉在前面走，踩到机关，飞仙就会下来，收起幔子，门和橱柜的门都会自动打开。皇帝离开后，幔子又垂下来，门窗也恢复关闭的样子。

因为当时人口逃亡，盗贼又多，二月庚午日，皇帝下诏让老百姓都搬到城里住，田地就分给离城近的地方。郡县、驿站、亭子、村庄、坞堡都要修筑城墙。

上谷有个强盗头子叫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为燕；还有个强盗头子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他们手下都有十多万人。向北和突厥勾结，往南侵扰燕、赵地区。

当初，高祖做梦梦到洪水淹没了都城，心里很忌讳这事儿，所以就把都城迁到了大兴。申明公李穆去世后，他的孙子李筠继承了爵位。李穆的叔父李浑嫌弃李筠小气，就指使哥哥的儿子李善衡把李筠杀了，还诬陷李筠的堂弟李瞿昙，让他抵了命。李浑对他妻子的哥哥左卫率宇文述说：“要是我能继承爵位，每年就把国家赋税的一半给你。”宇文述就替他在太子面前说好话，又上奏给高祖，于是李浑就成了李穆的继承人。两年之后，李浑却不再给宇文述国家赋税了，宇文述特别记恨他。皇帝即位后，李浑一路升官，做到右骁卫大将军，还改封为郕公。皇帝因为他家势力庞大，心里很忌惮。正好有方士安伽陀说“李氏会当天子”，劝皇帝把天下姓李的人都杀了。李浑的侄子将作监李敏，小名叫洪儿，皇帝怀疑他的名字应了这个预言，还当面跟他说了，希望他自己了断。李敏特别害怕，多次和李浑、李善衡避开旁人私下商量。宇文述就向皇帝打小报告，还派虎贲郎将河东人裴会基上表告发李浑造反。皇帝把李浑等人抓起来，派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一起审理，审问了好几天，都没发现造反的证据，就如实向皇帝报告了。皇帝又让宇文述彻底追查。宇文述就诱导、教唆李敏的妻子宇文氏写了份表，诬告李浑打算趁着皇帝渡辽的时候，和家里那些当将领的子弟一起袭击皇帝的御营，拥立李敏当天子。宇文述拿着这份表进宫上奏，皇帝哭着说：“我的江山社稷差点就没了，多亏了你才保住啊。”三月丁酉日，皇帝杀了李浑、李敏、李善衡和他们宗族里的三十二个人，三代以内的亲属都被流放到边疆。几个月后，李敏的妻子也被毒死了。

有两只孔雀从西苑飞到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多个人看见了，上奏说看到的是鸾鸟。当时孔雀已经飞走了，没办法验证，于是百官都来祝贺。皇帝下诏说高德儒心地真诚，和祥瑞暗中契合，最先看到了吉祥的征兆，提拔他为朝散大夫，赏赐给他一百段布帛，其他人也都赏赐了成捆的丝帛。还在孔雀停留的地方修建了仪鸾殿。

己酉日，皇帝出发去太原；夏天，四月，到汾阳宫避暑。汾阳宫的宫城又小又挤，百官和士兵们只能分散在山谷里，搭草棚当营地住着。

朝廷任命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可以按照皇帝的旨意任免、选拔郡县的文武官员，还能征调河东的军队去讨伐抓捕各路盗贼。李渊行军到龙门的时候，攻打强盗头子母端儿，把他打败了。

秋天，八月乙丑日，皇帝到北塞巡视。

“内核解读”

大业十一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隋末统治的多重危机，也暗含着王朝崩塌的伏笔。

隋炀帝对文化典籍的极致追求，看似彰显文治武功，实则暴露了好大喜功的统治心态。增秘书省官、修撰万余卷书籍，甚至为藏书打造奢华书室与自动机械装置，这种对形式主义的痴迷，与 “户口逃亡、盗贼繁多” 的现实形成荒诞对比。当底层百姓在生存边缘挣扎时，帝王却将资源耗费在典籍的装裱与藏书室的精巧设计上，折射出统治阶层与民间疾苦的彻底脱节。

李浑案的处理，则尽显专制皇权的残酷与多疑。因方士一句 “李氏当为天子” 的谶语，便对功臣后裔罗织罪名、族诛三十二人，连坐三族以上者流放，这种毫无法理依据的屠杀，不仅寒了官僚集团的心，更暴露了隋炀帝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深层焦虑。宇文述因私怨构陷、敏妻被迫诬告的细节，撕开了官僚体系中私权凌驾公法的脓疮 —— 当政治斗争沦为私人恩怨的工具，当司法成为皇权猜忌的刀斧，王朝的根基已在猜忌与杀戮中腐朽。

孔雀被附会为 “鸾鸟” 的闹剧，更凸显了末世官场的谄媚与虚妄。十余名官员将常见鸟类曲解为祥瑞，隋炀帝不仅不辨真伪，反而大肆封赏、修建仪鸾殿，这种对 “嘉祥” 的病态渴求，本质上是用虚假的吉兆掩盖现实的危机。当谎言成为晋升捷径，当自欺欺人成为统治常态，整个政权的纠错机制已完全失灵。

而李渊的登场，恰似乱世中的一个注脚。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他讨捕群盗的行动看似是在维护隋室统治，实则为其积累军事实力、笼络人心提供了契机。隋炀帝此时对李氏的猜忌尚未波及李渊，却不知正是这个被委以平叛重任的将领，日后将成为终结隋王朝的关键力量。

从太原巡幸到北塞巡游，隋炀帝始终保持着帝王的巡游姿态，即便汾阳宫狭隘到百官需结草为营，仍不改其出行惯例。这种对仪式感的执着，暴露了他对统治实质的迷失 —— 当帝王将精力耗费在巡游与排场之上，而非解决盗贼四起、民不聊生的根本问题时，王朝的覆灭已只是时间问题。

大业十一年的种种事件，共同勾勒出一幅末世图景：帝王沉迷虚妄、官僚谄媚成风、百姓流离失所、危机暗流涌动。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是专制皇权失控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将隋王朝推向了分崩离析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