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3章 炀皇帝中（2/2）

皇帝又派江都丞王世充征调淮南几万人去讨伐刘元进。王世充渡江后，每次打仗都赢，刘元进、朱燮在吴地战败被杀，剩下的人有的投降，有的逃散了。王世充把之前投降的人召集到通玄寺的瑞像前，焚香发誓，说投降的人不杀。那些逃散的人本来想跑到海上当海盗，听说这事儿后，一个月之内，基本都来投降了，结果王世充把他们都在黄亭涧活埋了，死了三万多人。从此剩下的党羽又聚在一起当强盗，官军没办法剿灭，一直到隋朝灭亡。皇帝觉得王世充有将帅之才，对他越来越宠信。

这一年，皇帝下诏，凡是当强盗的，家产都要没收。当时到处都是强盗，各地的县官也借着这个机会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

章丘的杜伏威和临济的辅公祏是生死之交，俩人都逃命当了强盗。杜伏威才十六岁，每次出去他都冲在前面，回来就走在最后，所以他的手下都推举他当首领。下邳的苗海潮也聚众当强盗，杜伏威派辅公祏去跟他说：“现在咱俩都被隋朝的政策折腾得苦哈哈的，各自起兵反抗。但咱力量分散，势力弱小，老是担心被抓。要是合在一起，就足够和隋朝对抗了。你要是能当老大，我就听你的；要是觉得自己不行，就来听我指挥；不然就打一仗，看看谁厉害。”苗海潮害怕了，马上带着他的人投降了杜伏威。杜伏威转战掠夺淮南，自称将军，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来讨伐他，杜伏威假装打不过，把宋颢的人引进芦苇丛里，然后从上风处放火，宋颢的人都被烧死了。海陵的强盗头子赵破陈觉得杜伏威人少，看不起他，就叫杜伏威一起合作。杜伏威让辅公祏在外面准备好兵马，自己带着十个手下，带着酒肉去拜见赵破陈，在酒席上杀了赵破陈，吞并了他的人马。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末乱世的核心逻辑：隋炀帝的极端统治如何一步步将帝国推向崩溃，而底层民众的反抗与朝廷的失智应对又形成了加速灭亡的恶性循环。

高压清算：暴政的自我反噬

杨玄感叛乱虽被平定，但隋炀帝“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的指令，开启了一场失控的屠杀。三万余人被株连，半数枉死，受赈百姓因“沾过叛军好处”被集体坑杀——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本质是用恐怖维系统治。但暴政的逻辑永远是“压服愈烈，反抗愈猛”：被冤杀者的亲属、被震慑的百姓，反而会成为下一次叛乱的火种。樊子盖、裴蕴的“峻法”看似维护了皇权，实则在透支帝国最后的民心。

帝王心魔：自负与猜忌的致命毒性

隋炀帝的个人性格缺陷，成了加速崩塌的催化剂。他嫉妒文人才华，因“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这类诗句诛杀薛道衡、王胄，暴露了极端自负下的自卑——既想以“才学天子”自居，又容不得他人比自己出色。更可怕的是他对“谏言”的敌视：明确宣称“不喜人谏”，位高者进谏是“求名”，卑微者进谏也“终不置之地上”。这种拒谏的偏执，让朝廷成了“一言堂”，所有对政策的纠错声音都被堵死，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起义潮涌：绝望中的必然选择

从彭孝才、刘元进，到宋子贤、向海明，隋末的起义者几乎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有普通民众，有利用宗教（弥勒出世）凝聚力量的野心家，甚至有像杜伏威这样的亡命之徒。他们的共同点是：在隋炀帝的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下“活不下去”。向海明能凭“吉梦”聚拢数万人，宋子贤以“幻术”吸引信众，本质是百姓对现实彻底绝望，只能向虚无的“弥勒”寻求寄托。而朝廷的镇压手段又极其短视：吐万绪、鱼俱罗因“请息兵”被追责，王世充靠“焚香立誓”诱降后又坑杀三万降兵——这种“骗降+屠杀”的操作，彻底撕碎了朝廷最后的公信力，让“降也是死，反也是死”成为共识，反而让更多人“破罐子破摔”加入叛乱。

制度性溃败：从“治盗”到“造盗”的怪圈

隋炀帝“为盗者籍没其家”的诏令，本想遏制叛乱，却成了地方官“专威福、生杀任情”的工具。当执法者可以随意给人扣上“盗匪”帽子、抄家杀人时，“平叛”就变成了“敛财”和“立威”的借口，更多无辜者被推入叛乱阵营。这是典型的“制度性造乱”：统治阶层的贪婪与残暴，比任何“叛乱领袖”都更能动员民众反抗。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简单却致命的真理：当统治者将“恐怖”视为治国手段，将“自负”当作决策依据，将“民众”视为对立面时，再强大的帝国也会在民怨的洪流中崩塌。隋末的乱局，从来不是“盗匪太多”，而是“逼民为盗”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