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0章 炀皇帝中（2/2）

杨玄感挑选了五千多个年轻力壮的运粮民夫，还有丹杨、宣城的三千多个船工，杀了牛、羊、猪三种牲畜，对大家发誓，还对众人说：“皇上无道，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天下被他搅得乱七八糟，死在辽东的人数都数不清。现在我和大家一起起兵，拯救天下百姓，怎么样？”众人都欢呼着喊万岁。于是杨玄感开始整顿军队，安排部署。唐祎从杨玄感那儿逃了出来，跑回了河内。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是隋朝从摇摇欲坠走向加速崩溃的关键节点。透过字里行间，能清晰看到一个庞大帝国在暴政与动荡中急速坠落的轨迹，其中的历史细节与深层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隋炀帝的“执念”与帝国的“透支”

隋炀帝对征伐高丽的偏执，几乎成了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第一次征高丽便已惨败，损兵折将数十万，国库消耗巨大。但他不仅不反思，反而在大业九年再次强征天下兵集涿郡，甚至“募民为骁果”（组建精锐敢死队）、修辽东古城贮粮，摆出“拔海移山犹望克果”的姿态。这种近乎疯狂的坚持，本质是帝王的权力欲与虚荣心作祟——在他眼中，“高丽小虏”对“上国”的“侮慢”，比天下百姓的死活更重要。

左光禄大夫郭荣的劝谏点出了核心问题：“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大国不应为小敌滥用民力。但隋炀帝根本听不进去。要知道，当时的隋朝早已不是开皇年间的盛世：连续的大规模征战（征吐谷浑、征高丽）、大规模工程（修运河、建东都）已耗尽民力，“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兵”，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此时再强行征调，无异于“饮鸩止渴”。

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求生之战”

史料中密集出现的“盗起”记载，是百姓对暴政最直接的反抗。济阴孟海公、齐郡王薄、清河张金称等“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范围遍及山东（当时的“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这些起义并非天生的“叛乱”，而是“死辽东者以万计”“天下骚扰”下的求生之举——当朝廷视百姓为战争机器的燃料，百姓便只能用暴力夺回生存权。

孟海公“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的细节很耐人寻味。这并非简单的“反智”，更可能是对官僚阶层的仇恨：那些引经据典的“书史”，往往是维护暴政的工具，是催征赋税、强抓壮丁的执行者。这种极端行为，恰恰反映了底层百姓对统治阶级的绝望。

而张须陀、罗士信的“善战”，更反衬出隋朝统治的尴尬：朝廷能依赖的，只有少数将领的个人能力，却无法解决起义的根源（暴政）。张须陀再能打，也只能“追着灭火”，却挡不住“遍地起火”——这正是一个王朝系统性崩溃的典型特征：基层已彻底失控，只能靠零星的军事胜利延缓灭亡。

统治集团的分裂：杨玄感叛乱的致命一击

如果说农民起义是隋朝的“外患”，那么杨玄感叛乱就是“内忧”——它标志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彻底分裂，是压垮隋朝的“致命一刀”。

杨玄感并非普通的野心家，而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其父杨素是隋朝开国元勋）。他的叛乱，本质是对隋炀帝统治的“用脚投票”：一方面，隋炀帝对功臣的猜忌（“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让他恐惧；另一方面，“朝政日紊”“天下骚扰”让他看到了推翻隋炀帝的可能性。他利用督运粮草的机会“逗遛漕运”，断绝前线粮道，又以“讨来护儿”为名起兵，打的是“救兆民之弊”的旗号，精准抓住了“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的社会共识，甚至能召集五千运夫、三千篙梢，可见其号召力并非凭空而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密的角色。这位被隋炀帝视为“瞻视异常”的奇才，早已看透隋朝的腐朽。他与杨玄感的深交，预示着关陇集团内部的“反隋派”已开始联合。李密对杨玄感说的“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不仅是自负，更是对隋末群雄逐鹿格局的预判——当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开始“叛逃”，这个王朝的合法性便彻底崩塌了。

历史的镜鉴：暴政与分裂的必然结局

大业九年的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历史逻辑：当统治者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民生之上，当权力失去约束而走向偏执，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无论是外部的农民起义，还是内部的集团分裂，都会成为压垮帝国的力量。

隋炀帝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明白：“大国的强大，从不在于征服多少小国，而在于能否让百姓安居乐业”；隋朝的速亡，也不在于“盗匪”或“叛乱者”有多强，而在于朝廷早已失去了民心与统治基础。

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启示依然清晰：任何时代，忽视民生、滥用民力、猜忌精英，最终都会导致“内忧外患”交织，即便再庞大的帝国，也会在瞬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