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8章 炀皇帝上之下（1/1）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 ，壬申年）

春天，正月，隋炀帝把西突厥处罗可汗的人马分成了三拨。让处罗可汗的弟弟阙度设带着一万多老弱病残，住在会宁；又派特勒大奈带着剩下的人，住在楼烦；还让处罗可汗自己带着五百骑兵，经常跟着隋炀帝到处巡视，赐给他“曷婆那可汗”的称号，给了好多赏赐。

之前，嵩山有个道士叫潘诞，说自己已经三百岁了，能给隋炀帝炼出金丹。隋炀帝信了，给他在嵩阳盖了道观，几百间华丽的房子，还找了一百二十个童男童女给他当助手，待遇跟三品官一样。平常有好几千人给他干活，花了老多钱。潘诞说炼金丹得用石胆和石髓，于是就派人在嵩山挖大石头，挖了几十处，都深挖到百尺以下。折腾了六年，金丹也没炼出来。隋炀帝就质问他，潘诞居然说：“没有石胆和石髓了，要是能找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就能代替。”隋炀帝一听就火了，把他锁起来押到涿郡，砍了脑袋。快死的时候，潘诞还跟人说：“这是天子没福气，正好我兵解成仙的时间到了，我应该去梵摩天了”之类的话。

各地的军队都到涿郡集合了，隋炀帝把合水令庾质找来，问他：“高丽那点人，连咱们一个郡的人都比不上，现在我带着这么多人去打他们，你觉得能打赢不？”庾质回答说：“能打赢。但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我不太希望陛下您亲自去。”隋炀帝脸色一变，说：“我现在都带着大军到这儿了，难道还没见到敌人就先撤退吗？”庾质说：“要是打不赢，可能有损陛下的威严。要是陛下您留在这儿，派猛将带着精锐部队，给他们指好战略方向，让他们日夜兼程，出其不意，肯定能打赢。打仗这事儿就得快，慢了就没效果了。”隋炀帝听了不高兴，说：“你既然害怕去，那就留在这儿吧。”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也上书，狠狠劝隋炀帝别去，隋炀帝气得不行，让身边的人把他拉出去砍了，多亏何稠苦苦求情，才保住了耿询的命。

正月初二，隋炀帝下诏，左十二军从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出发，右十二军从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出发，一队接着一队，最后都到平壤集合。这次出征的军队一共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对外号称二百万，运送粮草物资的人又是军队人数的两倍。在南桑干水上举行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在临朔宫南边祭祀上天，在蓟城北面祭祀马神。隋炀帝亲自安排军队编制：每个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有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组成一个团；步兵八十队，分成四个团，每个团有偏将一人；每个团的铠甲、头盔、缨饰、旗帜都不一样；设受降使者一人，负责传达皇帝诏令安抚敌人，不受大将管制；军队的辎重和散兵等也编成四个团，让步兵带着一起走；行军、扎营都有严格的顺序和规矩。正月初三，第一军出发，之后每天派一军出发，两军相隔四十里，连绵的营地缓缓前进。整整四十天，军队才全部出发完，队伍首尾相连，战鼓号角声彼此都能听见，军旗飘扬，连绵九百六十里。隋炀帝自己的御营里，整合了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别隶属于内、外、前、后、左、右六军，在大军之后出发，又连绵八十里。从古到今，出征规模这么大的，还从来没有过。

正月二十五日，内史令元寿去世。

二月十三日，观德王杨雄去世。

北平襄侯段文振当兵部尚书，他给隋炀帝上奏章，说陛下您对突厥太好了，让他们住在咱们边塞里面，给他们兵器粮食。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没什么亲情观念还贪心，以后肯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找个合适的时候，把他们打发到塞外去，然后在边境上好好设置烽火台，加强边防，这才是长久之计。兵曹郎斛斯政，是斛斯椿的孙子，因为有才能，办事干练，很受隋炀帝宠信，专门让他掌管军事。段文振知道斛斯政这人阴险刻薄，不能把重要机密交给他，就多次跟隋炀帝说，可隋炀帝不听。等到要去征讨高丽的时候，任命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从南苏道出兵。段文振在半路上病重，就又上奏章说：“我看那辽东的小毛贼，还没受到严厉的惩罚，陛下您大老远带着大军亲征。但这些少数民族狡猾得很，一定要小心提防，他们要是嘴上说投降，可别马上就信。现在雨水就要来了，可不能拖延。希望陛下赶紧督促各路大军，像流星一样快速出发，水陆并进，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平壤那座孤城肯定能攻下来。要是把他们的老巢端了，其他城也就不攻自破了。要是不赶紧决定，万一遇上秋天的大雨，那可就麻烦了，到时候粮草耗尽，前面有强敌，后面还有靺鞨人捣乱，犹豫不决可不是好办法。”三月十三日，段文振去世，隋炀帝还挺惋惜的。

三月十五日，隋炀帝亲自率军出发，到了辽水。各路大军都汇合了，在水边摆开阵势。高丽军队在河对岸守着，隋朝军队过不去。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跟别人说：“大老爷们儿的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难道要像那些人一样，用艾灸额头，用瓜蒂喷鼻子，治黄疸病治不好，最后死在儿女身边吗！”于是主动请求当先锋，还跟他三个儿子说：“我深受国家的恩情，今天就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了！我要是能杀个痛快，你们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隋炀帝让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造了三座浮桥，造好之后，把桥往东岸拉，结果桥短了，离东岸还差一丈多。高丽军队大批涌过来，隋朝军队里勇猛的士兵争着跳到水里和敌人交战，高丽军队在高处攻击他们，隋朝士兵根本登不了岸，死了好多人。麦铁杖一下子跳到岸上，和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人都战死了。没办法，隋朝军队只好收兵，把桥又拉回到西岸。隋炀帝下诏追封麦铁杖为宿公，让他儿子麦孟才继承爵位，他的二儿子麦仲才、小儿子麦季才都封为正议大夫。然后又让少府监何稠接着修桥，两天就修好了，各路大军依次前进，在东岸和高丽军队展开大战，高丽军队大败，死了上万人。隋朝各路大军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也就是汉朝时候的襄平城。隋炀帝渡过辽水，带着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麹伯雅到阵前观战，想吓唬吓唬他们，还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的百姓，免除他们十年的赋税徭役，还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理。

夏天，五月初四，纳言杨达去世。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像一部浓缩的“帝国崩溃预告片”，字里行间藏着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密码。透过那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分治突厥、炼丹闹剧、百万东征、辽水惨败——能清晰看到一个庞大帝国如何在权力失控、决策偏执与资源滥用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权力的“荒诞性消耗”

嵩高道士潘诞的闹剧绝非孤立事件：为炼金丹，隋炀帝建数百间华屋，配二百四十名童男童女，役使数千人，耗时六年，耗费“巨万”。当丹不成，潘诞竟提出用“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替代原料——这种反人性的提议，暴露的不仅是迷信，更是绝对权力对“资源”的异化：在皇权面前，人力可以被随意消耗，伦理可以被轻易践踏。更值得玩味的是隋炀帝的反应：他怒斩潘诞，却不是因厌恶残忍，而是因“金丹不成”——本质上，他与潘诞的荒诞是同构的，只是愤怒于“消耗未达目的”。这种对“无效消耗”的容忍，早已为后来征高丽的“规模失控”埋下伏笔。

东征的“表演性军事”

百万大军的部署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观”：一百一十三万士兵分二十四路进发，号称二百万，后勤民夫“倍之”（至少二百二十六万），连营长达九百六十里，御营又延绵八十里。这种规模远超军事需求的“武装游行”，本质是一场政治秀。细究部署细节更耐人寻味：每团“铠胄、缨拂、旗幡异色”，仿佛在搞“军事时装展”；设“受降使者”且“不受大将节制”，将政治宣示置于军事指挥之上。这种对“形式完美”的偏执，恰恰暴露了指挥逻辑的混乱——当一支军队的核心目标从“取胜”变成“展示威严”，失败早已注定。

决策机制的“单向化”

合水县令庾质建议“陛下不亲征，由猛将速战”，本是规避风险、提高效率的合理方案，却被隋炀帝怒斥为“怯懦”；右尚方署监事耿询“切谏”竟差点被当场斩杀；兵部尚书段文振临终前苦劝“夷狄多诈，不可轻信降款”“水潦方降，不可淹迟”，仍未被采纳。这不是简单的“拒谏”，而是整个决策系统的“瘫痪”：皇帝的自负成了唯一的决策依据，专业意见、风险预警全被屏蔽。当一个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只愿听“yes”，不愿听“no”，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注定会撞向冰山。

辽水之战的细节，则撕开了“盛世表象”下的粗疏。工部尚书宇文恺造的浮桥竟“短不及岸丈馀”——如此关键的军事工程出现低级失误，绝非偶然。这背后是官僚体系的敷衍？是监督机制的缺失？还是隋炀帝急于求成、忽视细节的必然？无论哪种，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个帝国的“精密性”早已在虚耗中瓦解。麦铁杖等勇士的战死更具悲剧性：他们用生命践行“荷国恩”的忠诚，却死于一场本可避免的“技术失误”，个人的勇武在系统性缺陷面前，显得格外无力。

回望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帝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内部的齿轮先卡壳了”。分治突厥时的刻意控制（处罗可汗带五百骑随驾），暴露了对边疆的过度猜忌；炼丹闹剧里的资源滥用，显示了皇权对民生的漠视；百万东征的规模失控，反映了政治表演对实际需求的碾压；拒谏杀谏的偏执，堵塞了纠错的最后通道。

当一个帝国把“炫耀”当“实力”，把“规模”当“胜利”，把“顺从”当“忠诚”，它的崩塌就不是意外，而是逻辑的必然。辽水岸边那丈馀的“桥差”，看似是距离，实则是一个王朝从“务实”到“虚妄”的鸿沟——而这道鸿沟，终究要用无数人的生命与整个帝国的命运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