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4章 高祖文皇帝中（2/2）

冬天，十月癸丑日，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杨达是杨雄的弟弟。

闰月甲申日，下诏让杨素、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订五礼。

皇上让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挑选墓地，萧吉选到一块吉利的地方，说：“这块墓地能保国运两千年，传两百代。”皇上说：“吉凶在于人，而不在于墓地。高纬埋葬他父亲的时候，难道没占卜选地吗？可没过多久国家就灭亡了。就像我家的祖坟，如果说不吉利，那我就不该成为天子；如果说不凶险，我弟弟就不该战死。”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萧吉退下后，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派宇文左率来深切地感谢我，说：‘您之前说我会成为太子，最后真的应验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在给皇后选墓地，一定要让我早点登基。我登基之后，一定会用富贵来报答您。’我对他说：‘四年后，太子将统治天下。’要是太子掌权，隋朝恐怕就要灭亡了！我之前说‘保国运两千年’，其实是暗指三十年；‘传两百代’，意思是传两代就完了。你可要记住这些话！”

壬寅日，将文献皇后安葬在太陵。下诏说“杨素操办皇后的丧葬事宜，尽心尽力寻找吉利的墓地，就凭杨素这份心意，可谓极其诚孝，这和那些平定战乱的功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另外封他一个儿子为义康公，食邑万户。”并且赏赐三十顷田地，一万段绢，一万石米，还有数量与之相称的金珠绫锦。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2年）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从现代视角看，其中诸多现象既折射出封建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暗含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

权力游戏中的人性扭曲：储位争夺与虚伪政治

仁寿二年独孤皇后去世后，太子杨广的“表演”堪称经典——在人前“哀恸绝气”，私下却“饮食言笑如平常”，甚至偷偷囤积肥肉脯鲊。这种极致的虚伪，本质是封建储位争夺的必然产物。当时杨广虽已被立为太子，但仍需通过“孝”的伪装巩固地位，而其弟蜀王杨秀的“不平”与被构陷（“太子恐秀终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则暴露了皇权世袭制下“兄弟相残”的残酷逻辑。

杨秀从“有胆气、好武艺”到“奢僭拟于乘舆”的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是皇权高压下的畸形反抗。而隋文帝对杨秀“必反”的预判，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权力体系容不下“异类”，猜忌便会催生真正的对立。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权力传承，注定伴随人性的异化，与现代民主制度中“权力制衡”“公开竞争”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教育收缩与思想控制：从“废学”看封建统治的短视

仁寿元年六月，隋文帝以“生徒多而不精”为由，下令废除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仅留国子学70人。这一决策绝非简单的“整顿教育”，实则是通过收缩教育资源强化思想垄断——砍掉基层教育，意味着普通民众失去接触知识的渠道，只剩下少数贵族子弟（国子学生）能接受官方教育。

这种“愚民”倾向与现代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平等”的理念完全相悖。教育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而封建统治者却将其视为威胁——担心民众“有知则思变”，宁愿以牺牲文明发展为代价换取短期稳定。前殿内将军刘炫的“切谏不听”，更说明在专制皇权下，理性声音往往让位于统治私利。

民族治理的“软硬辩证法”：从镇压到怀柔的古代智慧

这段记载中，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的互动颇具看点：既有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韩弘”的冲突，也有“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的归附；既有卫文昇单骑入獠营“说以利害”的怀柔，也有冯盎率军平叛“事平除汉阳太守”的强硬。

这种“打拉结合”的策略，反映了古代中央政权治理多民族地区的现实选择——单纯镇压会激化矛盾（如“潮、成等五州獠反”），单纯怀柔则可能纵容割据（卫文昇的成功在于“恩威并施”）。但需注意，这种治理本质仍是“华夷之辨”下的等级制，与现代“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理念存在根本差异，但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对当代民族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迷信与政治的深度绑定：符瑞、谶语背后的权力合法性焦虑

隋文帝自“受周禅”后，便“多称符瑞以耀之”，甚至到南郊祭祀时“板文备述前后符瑞以报谢”；独孤皇后去世后，着作郎王劭以“金银花雨”“神光”“天乐”附会“妙善菩萨升遐”，萧吉择葬地时用“卜年二千（实为‘三十’）”“卜世二百（实为‘二传’）”的谶语迎合太子——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是封建皇权“君权神授”逻辑的必然。

在缺乏现代“民主授权”机制的时代，统治者必须借助超自然力量证明合法性：符瑞是“天选之子”的证据，谶语是“天命所归”的预告。这种将政治合法性寄托于迷信的做法，本质是对“民心”的不自信——当权力无法通过政绩、共识获得认可，便只能求助于鬼神。这也反衬出，现代政治中“程序正义”“民意认同”的重要性：权力的合法性，终究应来自人民的认可，而非虚无缥缈的“天意”。

官僚体系的“贤愚并存”：制度缺陷下的个体挣扎

这段记载中的官僚群像耐人寻味：杨素权倾朝野，既是“平戎定寇”的功臣，也是构陷杨秀的帮凶；柳述因“尚兰陵公主”得居高位，却“骄豪未尝经事”；韦云起敢于直谏“官不择贤”，最终被柳述举荐任通事舍人——这揭示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矛盾：选拔机制依赖“皇权”与“裙带”，而非能力。

柳述的“恃宠而骄”与韦云起的“犯颜直谏”，本质是同一制度下的两种生存方式：前者依附权力，后者试图修正权力。但韦云起的“被举荐”颇具讽刺——他批评“官不择贤”，最终却仍需通过被批评者的推荐获得晋升，这恰是封建制度的局限：个体的清明难以撼动整体的“任人唯亲”，除非制度本身发生变革。

结语

仁寿年间的这两段历史，恰似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封建时代权力的残酷、治理的短视与思想的禁锢，也隐约透出人性中的坚韧（如韦云起的直谏、卫文昇的胆识）与文明的微光（如民族互动中的融合趋势）。从现代视角看，这些历史现象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样的制度能抑制人性之恶、释放文明活力——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普及”“权力制衡”“民族平等”“理性治国”这些历经千年沉淀的现代共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