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6章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2/2）

这段记载集中展现了隋文帝杨坚晚年的统治面貌，从法治、政治生态到边疆治理，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图景，既显露出强权统治的铁腕，也暗藏着王朝运行的隐忧。

法治的“刚性”与“任性”：在“护法”与“破法”间摇摆

隋文帝晚年的法治呈现出极端化特征。一方面，他强调“法不可违”，即便是皇子也不例外——秦王杨俊因奢侈违制被免官，宠妃下毒被赐死，面对杨素等重臣的劝谏，他以“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反问，拒绝为皇子“别制法律”，甚至以周公诛管蔡自比，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决绝。这种对制度权威的维护，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实属难得，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贵阶层对规则的践踏。

但另一方面，他的“法治”又充满个人喜怒的任性。因御史未弹劾武官衣剑不齐、将作寺丞收麦稍晚、武库令庭院荒芜这类小事，便直接“亲临斩之”；谏议大夫毛思祖仅因进谏就被诛杀，完全抛开“科律”，沦为“喜怒不恒”的个人专断。更严重的是，他纵容权臣杨素公报私仇——仅因与陈延有嫌隙，便借蕃客馆的马屎、仆役赌博等事构陷，导致多人被杖杀，陈延险些丧命。此时的“法”已沦为皇权与私怨的工具，刚性外壳下是赤裸裸的专制暴力。

政治生态的明暗交织：纳谏与猜忌并存

隋文帝晚年并非完全闭目塞听，屈突通冒死进谏阻止他因“隐匿马匹”诛杀千余人时，他能“感寤”并承认“朕之不明”，最终减免死罪并提拔屈突通，显示出尚存纳谏的理性。何稠与宁猛力的“诚信约定”更被他推崇——宁猛力临终仍命儿子赴京履约，证明“着信蛮夷”的治理智慧，也反映出他对“契约精神”的认可，这在民族关系中尤为珍贵。

但与此同时，政治生态的阴暗面也愈发凸显。虞庆则作为宰相、上公，仅因妇弟赵什住与自己爱妾私通、怕事泄而诬告“谋反”，便被轻易定罪处死，诬告者反而升官。这种“以言定罪”的案例，暴露了晚年政治中“猜忌”与“构陷”的蔓延——皇权的多疑与官场的投机结合，让忠诚与功勋在诬告面前不堪一击，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边疆治理的“分化”与“怀柔”：以策略求稳定

在处理与突厥、吐谷浑、高丽等边疆政权的关系时，隋文帝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对突厥，他采取“离间计”——厚待突利可汗，与之联姻并支持其南迁，故意刺激都蓝可汗，使其与突利对立；而突利因受恩宠，主动通报都蓝的袭扰动向，让边地“每先有备”。这种“以夷制夷”的分化策略，以较低成本稳定了北方边防。

对吐谷浑，在其内乱后，新主伏允请求“依俗尚主”，隋文帝顺势同意，以联姻换来了“朝贡岁至”的和平。对高丽，在其因陈亡而“治兵积谷”时，他并未直接动武，而是以玺书责其“诚节未尽”，同时留有余地——“许王自新”，最终在高丽王汤死后，册封其子元为高丽王，以“恩威并施”避免了边疆冲突。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边疆问题的务实态度：既不纵容威胁，也不轻易诉诸武力，而是以策略平衡各方势力。

结语：晚年统治的“矛盾性”与历史镜鉴

隋文帝晚年的统治，本质上是“集权皇权”的典型样本：他既试图以“法治”约束权力（包括皇族），又难以摆脱个人意志对制度的破坏；既用智慧稳定了边疆与民族关系，又因猜忌与专断侵蚀着政治信任。这种矛盾，既成就了隋初的稳定（如法律权威、边疆安宁），也埋下了隋末动荡的隐患（如官场倾轧、民怨积累）。

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权力约束”的永恒难题：即便是贤明如隋文帝，若缺乏制度性的制衡（而非单纯依赖君主理性），“法治”也可能沦为“人治”的工具，而“铁腕”与“任性”的一念之差，便可能让王朝从稳定滑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