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1章 长城公下（2/2）

于是杨素、贺若弼以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纷纷献上平定江南的计策。崔仲方上书说：“现在只需在武昌以下，蕲州、和州、滁州、方州、吴州、海州等州，再部署精锐部队，秘密谋划；在益州、信州、襄州、荆州、基州、郢州等州，迅速建造战船，大造声势，准备水战装备。蜀江、汉江是长江的上游，是水路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敌军虽然在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部署了船只，但最终还是会在汉口、峡口聚集，进行大规模水战。如果敌军认为上游有隋朝军队，派精兵去支援，那么下游的各位将领就应该抓住机会迅速渡江；如果敌军拥兵自卫，上游的水军就击鼓前进。他们虽然倚仗九江、五湖的险要地势，但没有德行就无法稳固防守；空有三吴、百越的兵力，没有恩义也不能自立。”隋文帝任命崔仲方为基州刺史。

等到接受萧岩等人投降后，隋文帝更加愤怒，对高颎说：“我是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因为一条像衣带那样窄的长江阻隔，就不去拯救他们吗！”于是下令大规模建造战船。有人请求保密，隋文帝说：“我要公开地替天行道进行讨伐，有什么好保密的！”还让人把造船削下的木屑扔到江里，说：“如果他们害怕了能改正，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杨素在永安建造大舰，名叫“五牙”。船上建了五层楼，高达一百多尺；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有五十尺高，可容纳八百名战士；稍小一点的叫“黄龙”，可容纳一百名士兵。其余的平乘、舴艋等战船，大小各有等级。

晋州刺史皇甫续即将赴任，他向隋文帝磕头说陈朝有三点必亡的原因。隋文帝问他详情，他说：“大国吞并小国，这是其一；以有道之师讨伐无道之国，这是其二；陈朝接纳叛臣萧岩，我们师出有名，这是其三。陛下如果下令出兵，我愿意尽一点微薄之力！”隋文帝慰劳了他，然后让他去上任。

当时江南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临平湖的水草堵塞了很久，忽然自己开通了。陈后主很厌恶这种情况，就把自己卖给佛寺做奴隶，想以此来压制不祥。又在建康建造大皇寺，建起一座七层佛塔；还没完工，火从中间烧起来，把佛塔烧毁了。

吴兴人章华，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朝廷大臣因为章华向来没有功劳和资历，竞相排挤诋毁他，只任命他为大市令。章华郁郁不得志，就上书直言劝谏，大致内容是：“以前高祖向南平定百越，向北诛杀叛逆；世祖向东平定吴会，向西打败王琳；高宗收复淮南，开拓疆土千里，三位先帝的功劳和勤勉已经到了极致。陛下即位到现在五年了，不思考先帝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天命的可畏；沉迷于宠爱的人，被酒色迷惑；祭祀七庙却不亲自前往，册封三妃却要临朝盛典；把老臣和宿将弃置不用，让谄媚奸邪之人晋升朝廷。如今边境日益缩小，隋朝军队压境，陛下如果不改变做法，我恐怕会看到麋鹿又在姑苏台上游荡了！”陈后主大怒，当天就把章华斩首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末期（公元587年）隋陈对峙的关键节点，其中蕴含的政治博弈、战略布局与王朝兴衰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隋朝：统一趋势下的“系统备战”

此时的隋朝已展现出明确的统一意志，其行动呈现出极强的“系统性”：

--内政筑基：“诸州岁贡士三人”强化人才选拔，将地方精英纳入中央体系，巩固集权；修长城（防北方）、开山阳渎（通水运），前者稳定侧翼，后者打通南征后勤线，基建与军事目标高度绑定。

--外交破局：对突厥采取“借力打力”策略——沙钵略可汗去世后，隋朝通过册封莫何可汗介入突厥继承事务，既避免北方威胁，又借莫何可汗之手削弱阿波势力，彻底解除南征的“后顾之忧”。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边疆问题提供了范本。

--伐陈预热：高颎的“疲敌之策”（干扰农时、纵火焚储）堪称古代“心理战+经济战”的典范，通过长期消耗削弱陈朝国力；崔仲方的军事部署（上游造舰、下游布兵）则构建了“水陆夹击”的战略框架，杨素造“五牙”大舰更是直接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隋朝的每一步动作都指向“灭陈统一”，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军事，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闭环，展现出新兴王朝的战略定力。

陈朝：腐朽与短视加速崩塌

与隋朝的积极布局相比，陈朝的衰落几乎是“自毁式”的：

--政治昏聩：陈后主“溺于嬖宠，惑于酒色”，将老臣弃之不顾，重用谄佞，甚至处死直言进谏的章华。章华的谏言“三祖之功勤亦至矣”与“麋鹿复游于姑苏”（暗示亡国），精准点出陈朝的危机，但陈后主的反应却是“大怒斩之”——拒谏的背后，是整个统治集团的麻木与短视。

--战略失误：接纳萧岩等梁国叛臣，看似增加了“盟友”，实则给了隋朝“纳叛”的口实。隋主那句“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正是以“讨伐叛臣”为名，将灭陈包装成“替天行道”，占据了道德高地。陈朝在外交上的轻率，直接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民心涣散：陈朝的腐败不仅体现在上层，更反映在对民生的漠视。高颎的“焚储”之策能奏效，本质是陈朝的仓储体系脆弱（“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储积非地窖”），而这种脆弱背后，是政府对民生基础的忽视——当一个王朝既不能保护百姓财产，又不能凝聚人心时，其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逻辑：统一的必然性与“势”的博弈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展现了“统一趋势”与“王朝能力”的互动：

--隋朝的崛起并非偶然：从制度革新到战略规划，从外交运筹到军事准备，其每一步都在“攒势”——积累统一的实力与合法性。

--陈朝的灭亡则是“失势”的必然：当一个王朝失去了治理能力（内政腐败）、民心支持（拒谏杀贤）、战略判断（纳叛授人口实），即便有长江天险，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公元587年的种种事件，本质是“统一之势”对“分裂之局”的碾压。隋朝通过精准的战略布局，将自身打造成“天命所归”的统一力量；而陈朝的腐朽，则让这种统一的进程更加顺畅。两年后的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近三百年的分裂，这段记载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前奏”。

从现代视角看，一个政权的生命力，永远系于其治理效能、民心向背与战略远见——这或许是这段千年前的历史，留给我们最鲜活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