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6章 长城公上(2/2)
隋文帝觉得长安的仓库还比较空虚,这一年,下诏让西边从蒲州、陕州,东边到卫州、汴州,在这水路边的十三个州,招募壮丁运米。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让这些粮仓之间相互转运粮食。把关东以及汾州、晋州的粮食通过漕运输送到长安。
当时很多刺史都是武将担任,大多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奏表说:“以前汉光武帝和二十八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等大功告成之后,那些将领就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了。我看到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千子为巳州刺史。和千子之前在赵州任职时,百姓编歌唱道:‘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和千子擅长骑马射箭打仗,这是他的长处;但治理百姓、担任官职,他可不擅长。如果是优待老人,自然可以多赏赐金银布帛;要是让他担任刺史这样的职务,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对。和千子最终被免职。
柳彧看到隋文帝勤于处理政务,百官的奏请大多琐碎繁杂,就上疏劝谏说:“我听说上古的圣帝,没有能超过唐尧、虞舜的,他们不会事事都管,这才叫清明。舜任用五位大臣,尧向四方诸侯咨询,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就治理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在选拔贤才上多费心思,在任用人才后就轻松了。最近看到陛下一心治理国家,不怕疲劳,但这也是因为官员们害怕获罪,不敢自己做决定,都要听陛下裁决,所以奏请的事情太多。甚至像营造一些小工程,发放一些小东西,一天之内,陛下要答复百官。以至于到了晚上都忘了吃饭,半夜还没睡觉,整天被文书困扰,让陛下身体劳累。希望陛下能体察我的肺腑之言,稍微减少一些琐碎事务,如果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臣下能裁决的,希望陛下仔细决断,其他小事,就责成相关部门去办;这样陛下就能尽享无疆的寿命,臣下也能蒙受陛下的恩泽。”隋文帝看了奏章后很赞赏,还说:“柳彧是正直的人,是国家的宝贝!”
柳彧因为近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都要点灯游戏,就上奏请求禁止,他说:“我发现无论是京城还是外地各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成群结队地游玩嬉戏,敲鼓的声音震天,火炬照亮大地,人们不惜耗尽钱财,就为了这一时的热闹。全家老小都出动,不分贵贱,男女混杂,僧俗不分。不良行为因此产生,盗贼也由此兴起,这种不良风气一直延续,却没人先察觉到。这对教化没好处,还损害百姓利益。请向天下颁布禁令,立即禁止这种行为。”隋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末期(隋初与陈朝对峙阶段)的政治、军事、社会图景,其中既有政权博弈的张力,也有制度变革的智慧,更暗含时代转型的密码,可从多个维度解读其历史意涵:
边疆博弈与军事伦理:忠诚与权力的双重变奏
突厥寇幽州与李崇战死,是边疆冲突的缩影。李崇率三千步骑对抗突厥,转战十余日晓夕力战,最终挺刃突陈而死,其临终对士卒的遗言——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可降贼还乡,既彰显了传统武将以死明志的忠诚伦理,也透露出绝境中对士兵生存权的体恤,打破了死战到底的绝对化道德绑架。这种忠而有仁的形象,恰是乱世中政权凝聚人心的重要符号。
而隋遣高颎、虞庆则分道击突厥,则显示隋对边疆的主动经略。此时的突厥已是北方最强势力,隋的军事部署既是防御,更是为日后统一北方扫清障碍,体现了新兴政权的扩张性。
政治运作:权力平衡与制度调试
陈朝长沙王叔坚的沉浮,是南朝宗室权力斗争的典型。从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厌媚求福被囚,最终因一句必见叔陵,责之于九泉获赦,可见陈朝皇权对宗室的猜忌与妥协——既需削弱其权,又不敢彻底决裂,反映出南朝政权内部的脆弱性。
隋则展现出更清晰的制度改革思路:杨尚希提出十羊九牧之弊,主张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最终悉罢诸郡为州,直指魏晋以来地方行政层级臃肿、官吏冗余的积弊。这一改革不仅减少了财政消耗,更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后来州县二级制奠定基础,体现了隋初制度精简的治理智慧。
法治与社会治理:从到的进步
隋初的法律改革颇具现代性。最初断狱数犹至万律尚严密人多陷罪;后苏威、牛弘修订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唯定留五百条,实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这种从重刑威慑宽简适中的转变,既减少了司法冤滥,也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更暗含法治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精准有效的现代治理逻辑。
柳彧的两次谏言则凸显了与的双重治理。针对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他直言弓马武用是其长,治民莅职非其解,主张以金帛优老而非委以治民之责,体现了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吏治理念;反对正月十五燃灯游戏,因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则反映了政府对公共空间秩序的管控——通过禁绝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的民俗,试图构建更符合儒家伦理的社会秩序。
南北对峙:从到的潜流
陈朝遣袁彦为隋主画像,陈主见后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生动展现了南北政权的心理博弈。隋主的状貌异人被赋予象征意义,陈主的恐惧实则是对北方新兴强权的忌惮。而双方互派使者(隋遣曹令则、魏澹,陈遣周坟、袁彦),则说明对峙中仍有外交互动,为后来隋灭陈的统一埋下伏笔。
结语:转型时代的治理密码
这段史料中的隋,展现出新兴政权的活力:军事上主动应对边疆,政治上精简制度,法治上宽简务实,吏治上吸纳直谏,经济上通过漕运与粮仓建设保障民生——这些举措共同指向巩固政权、提升效率的核心目标。而陈朝的宗室内斗、对北方的被动忌惮,则显露其衰落轨迹。二者对比,已预示着南北统一的历史必然。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蕴含的治理启示:无论是十羊九牧的精简智慧,还是刑网简要的法治理念,抑或是专业吏治的用人原则,都跨越了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有效治理的经典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