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4章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2/2)
九月丙午日,陈后主在太极殿举行无碍大会,还舍出自身、车马、衣服等。又一次大赦天下。
丙午日,任命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将军和刺史的职务照旧。
冬天,十月癸酉日,隋朝太子杨勇在咸阳屯兵,防备突厥。
十二月丙子日,隋朝把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乙酉日,隋朝派沁源公虞庆则在弘化屯兵,防备突厥。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领两千士兵,在周盘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遭遇,沙钵略率领十多万人,隋军将士非常害怕。达奚长儒神色激昂,一边战斗一边行军,军队被突厥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很快又聚集起来,从四面顽强抵抗。辗转战斗了三天,白天黑夜一共打了十四仗,各种兵器都用光了。士兵们就用拳头和敌人搏斗,手都露出了骨头,杀伤了数以万计的敌人。突厥的士气渐渐衰落,于是解围退去。达奚长儒身上受了五处伤,其中有两处伤贯穿身体;他的战士死伤的有十分之八九。隋文帝下诏任命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剩余的功勋转授给达奚长儒的一个儿子。
当时柱国冯昱屯兵在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兵幽州,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放纵军队从木硖、石门两条路入侵,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牲畜都被抢光了。
沙钵略还想继续向南进军,达头可汗不同意,带着自己的军队离开了。长孙晟又劝说沙钵略的儿子染干,让他骗沙钵略说:“铁勒等部落反叛了,打算袭击您的牙帐。”沙钵略害怕了,带兵退回塞外。
隋文帝即位后,对待后梁主,恩情和礼遇更加优厚。这一年,隋文帝让晋王杨广娶了后梁主的女儿为晋王妃,又想让后梁主的儿子萧瑒娶兰陵公主。因此撤销了江陵总管,后梁主这才能够独立掌管自己的国家。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公元582年陈、隋两国的关键事件,既展现了南北朝末期政权更迭的动荡,也暗藏着统一趋势的伏笔,其中的历史细节与人物选择,至今仍有值得回味的深意。
陈朝的宫廷喋血:权力真空下的致命冲动
陈宣帝去世后的仓促政变,是陈朝由衰转危的标志性事件。始兴王叔陵的野心并非无迹可寻——早在侍疾时就磨利药刀,暴露其蓄谋已久。但这场政变的粗糙与仓促,更显陈朝宗室内部的脆弱:他的部下拿错武器(木剑而非真剑),招募兵丁时“诸王将帅莫有至者”,最终仅率千人困守东府,足见其人心尽失。
而政变的平定,依赖于多重偶然与必然:长沙王叔坚的警觉、乳媪吴氏的掣肘、太子(陈后主)的挣扎,更关键是萧摩诃的倒向——这位将领拒绝叔陵的利诱,斩杀其使者以明志,成为压垮政变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内耗极大削弱了本就虚弱的陈朝:宗室相残暴露了统治集团的分裂,陈后主即位时身带刀伤,初期依赖太后临朝,政权稳定性已大打折扣。此时的陈朝,如同风中之烛,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埋下隐患。
隋朝的布局:从边疆到新都
与陈朝的混乱形成对比的是,隋文帝杨坚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举措,尽显其治国远见。
--地方控制的智慧:吸取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让晋王杨广、蜀王杨秀分掌河北、西南道行台,却不任其专断——选派王韶、元岩等“骨鲠”之臣辅佐,甚至允许大臣“自锁切谏”,既放权于子弟镇守要地,又以贤臣制衡,避免了宗室专权的风险。这种“放得开、收得住”的制度设计,为隋朝巩固统治奠定了基础。
--边疆对抗的韧性:面对突厥四十万大军的入侵,隋朝展现了顽强的军事抵抗。达奚长儒以两千兵力对抗十万突厥军,“转斗三日,手皆骨见”,最终击退敌军,虽代价惨重,却守住了边防底线;韩僧寿、李充等将领分路迎击,虽有败绩(如冯昱、叱列长叉之败),但整体上遏制了突厥的南下势头。更关键的是,长孙晟以离间计(诈称“铁勒反,欲袭牙帐”)分化突厥内部,体现了“以智取胜”的外交手腕,为后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伏笔。
--迁都的长远眼光:嫌长安“制度狭小、水皆咸卤”,决意迁都大兴城(今西安),看似是城市问题,实则是重塑王朝气象的战略决策。命宇文恺主持营建,既解决了旧都的局限,也通过新都规划强化了皇权象征,为隋朝成为大一统王朝搭建了空间框架。
南北互动与统一的伏笔
公元582年的南北关系,暗藏着统一的必然性。陈朝在政变后遣使向隋求和,归还胡墅;隋朝则以“礼不伐丧”为由班师,表面遵循传统伦理,实则是在稳固内部后再图南进。而隋朝对后梁的“恩礼弥厚”(纳其女为晋王妃、罢江陵总管),看似怀柔,实则是通过控制附属国削弱南朝势力,为日后灭陈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观念的变化:李雄“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的言论,打破了“士大夫唯习章句”的传统,折射出乱世中“文武兼修”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观念也为隋朝整合文武资源、实现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结语
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是南北朝末期的关键节点:陈朝的内耗加速了其衰落,隋朝的制度建设与边疆经营则积蓄了统一的力量。陈后主的侥幸即位与隋文帝的深谋远虑,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的走向往往藏在这些细节中——一场失败的政变、一次成功的制衡、一个迁都的决定,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局:三百年分裂的终结,即将由隋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