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1章 世祖文皇帝上（2/2）

壬辰日，北周任命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日，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秋天七月，己丑日，太子纳妃王氏，王氏是金紫光禄大夫周弘正的女儿。

北齐平秦王高归彦到了冀州，心里不踏实，想等北齐皇帝去晋阳的时候，趁邺城空虚带兵打进去。他的郎中令吕思礼告发了他。皇帝下诏让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去讨伐他。高归彦在冀州南境设置了私人驿站，听说大军要到，就关闭城门据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人不听从他，都被他杀了。高归彦自称大丞相，有四万部众。北齐皇帝因为都官尚书封子绘是冀州人，他祖父和父亲世代担任本州刺史，很得人心，就让封子绘乘驿车到信都，绕城巡视，向城中吏民说明利害，于是官吏百姓相继投降，城里的动静，无论大小都能知道。

高归彦登上城墙大喊：“孝昭皇帝刚驾崩的时候，六军百万都在我手里，我都没反，而是投奔邺城，迎接陛下登基。当时我都没反，今天怎么会反呢！我只是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这三人迷惑圣上，嫉恨忠良，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当着城墙自刎。”不久之后城被攻破，高归彦单枪匹马向北逃跑，到交津的时候被抓住，捆起来送到邺城。乙巳日，把他放在没有篷盖的车上，嘴里衔着木头，反绑着双手。刘桃枝拿着刀对着他，击鼓相随，他和他的子孙十五人都被斩首示众。皇帝命令封子绘管理冀州事务。

北齐皇帝知道高归彦之前诬陷清河王高岳，就把高归彦家的男女老少一百口人赏赐给高岳家，追赠高岳为太师。

丁酉日，任命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高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河间王高孝琬为左仆射。

癸亥日，北齐皇帝去晋阳。

陈文帝派使者去北齐访问。

九月，戊辰日初一，出现日食。

任命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到仲举是到溉弟弟的儿子。

吴明彻到临川攻打周迪，没能攻克。丁亥日，皇帝下诏让安成王陈顼去代替他。

冬天十月，戊戌日，皇帝下诏说因为军费开支庞大，百姓生活困苦，凡是供给皇帝的饮食、衣服以及宫中的各种调度，都要削减；各个官署，也都应该想想节省。

十一月，丁卯日，北周任命赵国公宇文招为益州总管。

丁丑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封孝琰来陈国访问。十二月，丙辰日，北齐皇帝回到邺城。

北齐皇帝逼迫昭信李后，说：“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杀了你儿子！”李后害怕，只好顺从他。后来李后怀孕了。太原王高绍德到了门口，见不到母亲，生气地说：“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姐姐肚子大了，所以不见我。”李后非常羞愧，生下女儿后就没养活。皇帝拿着刀骂道：“你杀了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杀你儿子！”当着李后的面用刀环把高绍德砸死了。李后大哭，皇帝更生气了，把李后衣服扒光，乱打一通。李后不停地呼天喊地，皇帝让人用绢囊把她装起来，李后鲜血淋漓，被扔到水渠里。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用牛车送到妙胜寺当尼姑。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的史书记载，如同一幅南北朝后期的政治风情画，既展现了政权更迭中的权力博弈，也暴露了人性在欲望漩涡中的挣扎，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析：

权力场的“生存游戏”：背叛与算计的循环

北齐朝堂的权力斗争堪称典型。平秦王归彦从“受肃宗厚待”到被猜忌外放，最终因谋反被灭族，其命运转折的关键在于“威权震主”——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权臣的宿命。他临死前喊出“当时不反，今日岂反”，虽有辩解成分，却道破了皇权与权臣间的天然悖论：信任是暂时的，猜忌是永恒的。而高元海、毕义云等大臣通过构陷对手巩固地位，和士开则凭借“握槊、弹琵琶”的才艺得宠，甚至反过来打压政敌，可见北齐政治已沦为“术”的较量，而非“道”的治理。

南陈的地方势力博弈同样充满算计。周迪因不满周敷受宠而勾结留异，陈宝应借《汉书》中蒯通说韩信的典故表露野心，这些地方豪强将“忠诚”视为交易筹码，折射出南朝后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弱化。而虞荔之弟虞寄以“居士服”避祸，甚至在房屋被烧时“安卧不动”，则是乱世中知识分子的无奈自保——在权力碾压下，清高与智慧有时只能成为避险的伪装。

人性的幽暗面：欲望与残忍的暴露

北齐皇帝高湛的行为堪称人性恶的集中体现。他逼奸昭信李后，因女儿被溺杀而用刀环砸死亲生儿子绍德，甚至将李后裸打后扔进渠水，其残忍程度突破人伦底线。这种极端行为背后，是皇权绝对化后的道德崩塌：当权力失去约束，人性中的暴虐与占有欲便会肆意泛滥。而他对和士开的宠信、对宗室的猜忌，又显露出专制者的典型特质——用私人情感替代制度理性。

相比之下，后梁主萧詧“安于俭素，不好酒色”却“多猜忌”，最终“疽发背而殂”，则展现了另一种人性困境：在夹缝中求生的君主，即便有操守，也难掩无力感，猜忌不过是对自身弱势的病态补偿。

时代的无奈：分裂格局下的生存逻辑

南北对峙的大背景，让各国的决策充满现实考量。北周将安成王陈顼送回南陈，南陈与北齐短暂和亲，都是基于“敌友转化”的利益计算。杜杲回应陈文帝“以鲁山换骨肉”的言论时，一句“非使臣之所敢闻”，既维护了北周体面，也暗含“政治交易不谈情义”的潜规则——在分裂时代，道德往往让位于实力平衡。

经济层面，“铁钱不行，民间私用鹅眼钱”，南陈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反映了战乱对货币体系的破坏。而北齐“河水清”便改元“河清”，则暴露了政权试图用祥瑞粉饰太平的虚弱——当治理能力不足时，意识形态的造神运动便会登场。

历史的镜鉴：细节中的规律

从归彦被诛时“莫敢与语，唯赵郡王睿与之久语”的细节，可见政治高压下的人情冷暖；周迪、陈宝应等地方势力的叛乱，印证了“中央弱则藩镇强”的规律；北齐官吏“纳赂得官”的腐败，预示着政权的衰落轨迹。这些片段拼凑出的，不仅是公元562年的具体事件，更是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往复的缩影：权力失控导致混乱，混乱催生新的权力秩序，而秩序又终将走向新的失控。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乱世中权力、人性与时代的复杂互动。每个历史人物的选择——无论是帝王的暴虐、大臣的投机，还是士人的避世——都是特定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却也共同书写了南北朝后期“分久必合”前的最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