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4章 高祖武皇帝（2/2）

周文育、周迪、黄法一起去讨伐余公扬，豫章内史熊昙朗也带兵来会合，加起来有将近一万人。周文育的军队驻扎在金口，余公扬假装投降，其实想抓住周文育，周文育察觉到了，就把余公扬抓起来送到建康。周文育接着进军驻扎在三陂。王琳派他的将领曹庆带着两千人去救余孝劢，曹庆分派主帅常众爱和周文育对峙，自己带着人去攻打周迪和安南将军吴明彻，周迪他们战败，周文育只好退回到金口。熊昙朗看周文育失利，就想杀了周文育来响应常众爱，监军孙白象听说了这个阴谋，劝周文育先下手为强，周文育不听。当时周迪弃船逃跑，不知道去哪儿了，乙酉日，周文育收到周迪的信，还亲自拿着信去给熊昙朗看，熊昙朗就在座位上把周文育杀了，吞并了他的军队，趁机占据了新淦城。熊昙朗又带着一万人去袭击周敷，周敷把他打败了，熊昙朗只能一个人骑着马逃到巴山。

鲁悉达的部将梅天养等人带着北齐军队进了城。鲁悉达没办法，只能带着几千部下渡江到陈朝归附，陈朝封他为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

六月戊子日，因为长时间下雨，周朝下诏让大臣们上书提意见，尽情劝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人乐逊提了四件事：第一，他认为“近来地方官员的任期太短，为了追求政绩，他们就只知道用严厉的手段；现在关东的老百姓深陷困苦之中，如果我们不在政策上宽松优厚一些，让境外的人都知道，怎么能让那些受苦的百姓来归附我们，享受太平生活呢！”第二，他觉得“以前魏都洛阳，一时间非常繁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家，竞相奢侈浪费，最后导致祸乱不断，天下衰败；最近朝廷显贵们的器物服饰渐渐华丽起来，各种工匠制作东西也都追求奇巧，我实在担心大家都追求这种风气，会损害政治和风俗。”第三，他提出“选拔官员的时候，应该让大家共同参与；现在州郡选拔官员，还会召集乡里的人商议，何况是全国的人才选拔，要是不看重大家的声望，又不是机密大事，何必搞得那么苛刻隐秘呢！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应该让大家都清楚明白，然后再上奏。”第四，他说“高洋占据着山东地区，不容易一下子制服他，就好比下棋时双方互相牵制，争着走下一步，要是有一步走得不对，可能就会对对方有利。我们确实应该舍弃小的利益，谋求大的发展，先保住自己的领土，不应该贪图边境的小利，轻易行动。”

周朝有个隐士叫韦琼，是韦孝宽的哥哥，他志向崇尚淡泊简约。在魏、周交替的时候，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不答应。周太祖很敬重他，也不强迫他改变志向，世宗对他更是以礼相待，尊敬有加，还称他为“逍遥公”。晋公宇文护把他请到家里，向他请教政事；宇文护把房子修得特别豪华，韦琼抬头看着屋子，感叹说：“酗酒、沉迷音乐、住高楼、修雕墙，只要沾上其中一样，没有不灭亡的。”宇文护听了很不高兴。

“内核解读”

公元559年（永定三年）的这段史事，如同一面折射乱世的多棱镜，既暴露了权力失控的狰狞，也暗藏着制度演进的微光，更写满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透过字里行间的刀光剑影与政令更迭，能清晰看到南北朝末期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与历史走向的伏笔。

权力的两种面孔：暴虐与理性的博弈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统治堪称“疯狂权力”的典型样本。他的行为完全突破了政治伦理的底线：因崔暹之妻“思夫”便亲手斩杀，因高德政“强谏”便虐其肢体、灭其满门，甚至以“汉光武中兴因诛刘不尽”为由，对元氏宗族展开系统性屠杀。这种极端暴虐的本质，是游牧部族“强者为尊”的原始权力观与皇权专制结合的产物——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帝王的个人情绪便成了生杀予夺的唯一标准。更荒诞的是，高洋对高德政家产的嫉妒（“我内府犹无是物”），暴露了专制者“只许州官放火”的双重逻辑：自己可以肆意妄为，却容不得臣下有丝毫“逾矩”。

反观北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理思路。宇文护归政后，朝廷推动了一系列制度调整：改“都督军州事”为“总管”以优化地方军政体系，更定新历以重塑统治合法性，颁布“赦前事不纠”的诏令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对“侵盗库厩仓廪者赦后仍需追责”的规定，既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赦宥旧罪），又坚守了公共利益的底线（保护国家财产）。这种“以制度治天下”的理性尝试，与北齐的“以暴力治天下”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来北周灭齐埋下了伏笔——权力的可持续性，从来不在杀伐的烈度，而在规则的共识。

族群与阶级的撕裂：乱世的深层裂痕

这段史料中，“鲜卑”与“中国人（汉族）”的对立贯穿始终。北齐杜弼因一句“治国当用中国人”触怒高洋，最终遭报复诛杀，揭示了胡汉矛盾的尖锐性。高洋作为鲜卑化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猜忌与压制，本质上是少数族群掌权后对主体民族的防御性排斥。而他屠杀元氏宗族的行为，更是将这种“族群清洗”推向极端——以“除旧布新”为名，行巩固鲜卑权贵统治之实。

但矛盾的复杂性在于，权力斗争往往超越族群界限。北齐杨愔与高德政的相权之争、北周宇文护与韦琼的理念冲突，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就连“潜通于陈”的淳于量、背叛周文育的熊昙朗，其行为逻辑也并非基于族群认同，而是乱世中“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选择。这说明，南北朝的分裂不仅是族群对立的产物，更是权力碎片化、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每个个体都在“站队”中寻找生存空间，却无人能真正打破这盘棋的僵局。

个体命运的浮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在乱世的碾压下，个体的选择往往通向悲剧。杜弼坚守“用汉人治国”的理念，却死于帝王的猜忌；高德政以“强谏”求忠，反遭虐杀；元韶因一句“诛刘不尽”的回答，间接引发宗族覆灭，自己也饿死于地牢。这些人的结局印证了“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理性谏言或身份背景都无法成为护身符。

但也有少数人以另一种方式生存：北周韦琼“十征不屈”，以“逍遥公”的身份保持独立人格，甚至敢当面批评宇文护“峻宇雕墙”的奢靡，其背后是北周对士大夫有限度的包容；乐逊则以“上封事”的方式，直言吏治严苛、权贵侈靡、选官不公等问题，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以道抗势”的勇气。他们的存在，如乱世中的微光，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仍有人坚守良知与理性。

而像熊昙朗这样的投机者，从“会讨余公扬”到“杀文育以应众爱”，再到“袭周敷”失败奔逃，其短暂的崛起与覆灭，恰是乱世“兵强马壮者为王”逻辑的缩影——没有道义支撑的权力，终究是流沙上的堡垒。

结语：乱世的启示

永定三年的史事，本质上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制度与暴力”的较量。北齐以暴力维持统治，虽能逞一时之凶，却因内部撕裂与人心丧尽而走向衰亡；北周以制度建设凝聚力量，虽仍处分裂之局，却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依靠暴力获取，但必须依靠制度与道义维系。

同时，个体在历史中的选择也值得深思：是像杜弼那样坚守理念而死，像韦琼那样保持独立而生，还是像熊昙朗那样投机而亡？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乱世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往往不给人太多选择的余地。而历史的进步，正是在无数人被迫做出的选择中，慢慢积累起文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