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章 预测的影响（2/2）

文章为东南督抚拒绝摊赔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合法性”论述和舆论支持。这等于给了慈禧一把“借刀杀人”的刀——利用东南地方势力作为筹码，向列强施压，争取降低赔款总额，特别是抵制沙俄的过分要求。慈禧深知自己无力控制东南，与其强行摊派引发公开决裂，不如默许甚至暗中鼓励东南以此为由去“闹”。

朝廷的“震怒”仅限于口头和姿态，并未下达实质性的严厉查办命令（仅发了一封不痛不痒的申饬电报给陶模）。同时，李鸿章在京谈判团队（通过加密电报）与西安行在保持着密切联系，传递着列强对文章的反应。西安方面默许甚至暗示李鸿章团队，可以在谈判中“不经意”地提及东南不稳的“隐忧”，以及沙俄野心引发的普遍担忧。一场由地方报刊“发难”、中央佯装震怒却暗中支持、地方实力派即将登台唱主角的“逼宫”大戏，在默契中拉开了序幕。

于式枚第一时间将文章全文及摘要呈送李鸿章。病榻上的李鸿章仔细阅读后，蜡黄的脸上竟露出一丝难得的、带着苦涩的笑意。他对于式枚叹道：“此子（指王月生）… 真乃神鬼手段！借商贾之口，道破庙堂之局，直击列强软肋。东南拒赔之论，虽逆耳，却是实情，亦是我等手中… 为数不多的筹码了。”

李鸿章团队迅速调整谈判策略。在后续与列强（尤其英、美、日公使）的会谈中，李鸿章、奕匡等人不再仅仅哭穷，而是有意识地、忧心忡忡地引用《远东商业》的分析（“此乃沪港商界公论，非吾等臆测”），强调惩罚性赔款和无差别摊派必然导致中央权威崩溃、地方拒缴、全国财政体系瓦解，最终结果是“赔款协议成一纸空文”，“贵国所求之利益，反成镜花水月”。

李鸿章团队将文章揭露沙俄野心的部分，作为离间列强、争取英美德日支持的关键武器。私下向英、美、日公使展示沙俄在东北拒不撤军、持续增兵的证据，结合文章观点，暗示沙俄才是谈判的最大破坏者和最终受益者。“若因满足俄国之贪欲而致中国解体，诸国在华之商务根基将毁于一旦，岂非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列强（特别是态度强硬的德、俄）施压要求确保赔款来源时，李鸿章“无奈”地表示：“朝廷自当竭力筹措，然…东南各省情形特殊，彼等自认于庚子年保境安民有功，今若强令其分担巨额赔款，恐…激起变故。刘、张诸公（刘坤一、张之洞）来电，言及商情激愤，民情汹汹…” 点到即止，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李鸿章团队成功地将《远东商业》的“预测”转化为谈判桌上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

东南督抚们（刘坤一、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等）对《远东商业》的文章心领神会，迅速行动：

在他们的默许甚至授意下，东南各大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或发表评论，声援《远东商业》观点，尤其强调“东南无辜”、“拒赔有理”、“强行摊派必致东南财源枯竭、商埠萧条”。各地商会、士绅团体也纷纷上书督抚，表达对“无端受罚”的强烈不满和对“保护地方元气”的诉求。一时间，“东南拒赔”成为公开的舆论潮流。

刘坤一、张之洞等重量级督抚，纷纷以“密电”或通过半公开渠道（如接受外媒采访）向朝廷和列强表达“苦衷”：强调东南在庚子年维持秩序、保护洋商的巨大贡献；痛陈地方财政已极度困难（练兵、新政需款浩繁）；隐晦而坚定地暗示，若朝廷屈从列强压力对东南强行摊派巨额赔款，他们将“力有不逮”，“恐难约束地方”，“万一激起民变，影响通商大局，则非我等所愿见矣”。这几乎是公开的“抗命”预告。

东南各省在军事（如加强新军控制）、财政（截留税款、筹集备用金）、人事（安插亲信）等方面悄然加强部署，为可能出现的摊派对抗乃至事实割据做准备。盛宣怀控制的电报局网络，成为督抚间协调立场、传递信息的关键渠道。

东南督抚们默契地扮演了“不稳定因素”的角色，他们发出的信号清晰而强硬：列强和朝廷若想在东南拿到钱，就必须接受一个“合理”的、东南能够且愿意承担的赔款额度，并且必须遏制沙俄的野心。否则，大家鱼死网破。这场由《远东商业》点燃、东南督抚接力放大的“逼宫”，极大增加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对抗漫天要价（尤其是沙俄）的底气。

在民间（尤其东南及通商口岸）文章引发巨大恐慌和共鸣。商人们加速了《远东商业》建议的避险操作（收缩、转移资产），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印证了文章关于“市场萧条”的预测。同时，对“无差别惩罚”的愤怒也真实存在，成为东南拒赔的社会基础。

对于士绅与新知识分子，文章对清廷无能的揭露、对赔款后果的分析，深刻刺激了这部分人群。加速了他们对清廷的失望和对变革的思考。文章展现出的对国际形势的洞察力，也让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远东商业》和《参考消息》这类新式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