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半生外语缘（1/1）

一、俄语余响，转瞬如烟

我与外语的纠葛，恰似东北冬日里漫天飞扬的棉絮，蓬松着漫过了大半生的光景。拆开来看，每一丝纤维上，都印着时代烙下的细碎纹路，藏着一段段与光阴纠缠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第五中学念书，课堂上飘着的还是俄语的卷舌音。那会儿学外语，哪讲究什么听说读写的章法，净是些铿锵有力的口号。如今脑子深处能打捞出来的，也只剩寥寥几句。“伟大的共产主义万岁”（俄语念作“Да 3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ий коммуни3м”），中文的谐音是“达兹德拉符斯特乌耶特 维耶利克衣 卡姆尼兹姆”。还有那个磨了半学期才磕磕绊绊学会的颤音“特——”，拖得老长，像极了快板书《奇袭白虎团》中演员梁厚民模仿汽车或摩托车发动时突突震颤着不肯停歇的声响。我那点俄语底子，终究也像冬日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晃晃悠悠，风一吹就散了，什么也没剩下。

二、英语初遇，六分怯意

后来转学去了五十四中学，课本骤然换成了英语。那26个字母在我眼里，简直是天书般的符号。尤其讨厌那些弯弯绕的音标，总把“b”和“d”看颠倒，把“射他（shirt）”念成“咯他（skirt）”，闹了不少笑话。期末英语考试，我盯着试卷上密密麻麻的选择题，硬着头皮瞎蒙一通。等成绩下来，那个鲜红的“6分”，像根细刺，轻轻一扎，就让我好几天抬不起头，也让我对英语，悄悄埋下了怯意。

再后来读中专，课程表里压根没了外语的影子。两年时光，我连一句“哈喽（hello）”都没再碰过。之前那点可怜的英语底子，就像被风吹散的粉笔灰，飘得干干净净。那时我以为，这辈子大抵是和外语没什么缘分了。

三、热潮涌起，设备为媒

没想到，命运的转折，竟在大学悄然降临。那几年，全国突然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收音机里、校园广播里，到处都飘着《英语900句》的声音。我心里也痒痒的，咬咬牙，开始“砸钱”投入这场学习。先是托同寝室的施用昉同学帮我挑收音机——他懂行，熟悉各种性能指标，最终从好几台里，选了台灵敏度最高的。墨绿色的外壳，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格外实在。每天晚上，宿舍里的人都围着各自的收音机，屏息听着“美国之音”，电波里总夹着滋滋的电子干扰声。唯独我的这台，能清晰传出播音员字正腔圆的美国口音，惹得室友们都凑过来蹭听，倒成了宿舍里的小焦点。

光有收音机还不够。我又攒了许久的钱，买了电唱机。黑胶唱片缓缓转动，沙沙声里的英语对话，听得格外真切；再后来，添了录音机，把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广播里的课文都录下来，反复倒带，一句一句地啃；最后，甚至咬牙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只为了看每周一次的英语教学节目。那会儿的我，简直像着了魔。走路时嘴里念念有词，碎碎地背着单词；吃饭时手里攥着单词卡，眼睛盯着，筷子都忘了动；就连做梦，都在念叨着“主谓宾”的结构。

四、开口踉跄，阅读深耕

可即便如此，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是没什么起色。有一回，我在实验室接待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他笑着冲我打招呼，我脑子里却瞬间一片空白，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七扭八歪的“哈呜啊优”。后来才反应过来，自己把“how are you”念得面目全非。老外愣了愣，随即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没有嘲笑，只有善意。

倒是阅读，在日复一日的啃书里，慢慢有了长进。我能抱着厚厚的英文字典，逐字逐句地啃完一篇篇晦涩的科技文献。从最初查一个单词，要翻十分钟字典的窘迫，到后来能流畅读完整本英文说明书，这中间，是数不清的日夜与汗水。谁也没料到，这份苦熬出来的本事，后来竟成了我的“招牌”。

五、译稿成名，双语执教

我的第一篇科技论文，正是翻译了一份进口设备的英文说明书，再加以整理修改，投给了《华东电力》。原以为不过是一次尝试，没想到没过多久，编辑部就寄来了录用通知。当我拿着印着自己名字的杂志，指尖摩挲着那些熟悉的铅字时，眼眶突然就热了。那之后，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翻译的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后来统计才发现，我这辈子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里，至少有一半，是从英文原文翻译、改编而来的。

我还成了学校的双语教师。那时学校对双语教师的要求格外严格：必须使用英语原版教材；写出整门课程的英语教案；编写出配套的英语习题、思考题及答案；建立完整的英语试题库；课堂上至少用百分之十的时间用英语讲授。我主讲的“热工控制仪表”课程，硬是一一满足了这些条件。那时候，双语课的课时能翻倍计算，上一门课，顶得上两门课的工作量。我也因此成了学校里上课时数最多的老师之一，日子过得忙碌，却格外踏实。

六、学术把关，考场怀敬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当委员的那几年，我成了公认的“英语阅读专家”。全校老师发表的论文里，只要涉及英语原文，都得先送到我这儿审阅。我不仅要审查英语原文的真伪，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还要负责EI和SCI的认定——这直接关系到论文的档次与水平。确认无误后，我便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只有签了我的名字，那位老师的学术分才能顺利加上。每次拿起那些论文，我总忍不住想起当年考6分时的窘迫，心里百感交集，满是感慨。

就连后来参加英语职称考试，我也成了考场里的“特殊存在”。监考老师来回巡视时，总在我身边多站一会儿。最后收卷时，他悄悄冲我竖起大拇指：“整个考场里，你是最遵守纪律的。”我知道，他看出来了，我答题时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连草稿纸都铺满了整齐的字迹。那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认真，而是我对这份纠缠半生的“外语缘”，最深的敬畏。

七、稚语相伴，岁月回甘

如今我退休了，家里却多了个“英语小老师”——我的外孙女。她从小学英语，听说能力顶呱呱，前不久刚考过了剑桥英语四级。每次她兴致勃勃地跟我用英语对话，我都只能支支吾吾地摆手。她便捂着嘴笑，调侃我是“假教授”：“姥爷，你连‘我吃有肥沃热啊依特富的’（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都答不上来，还当什么英语阅读专家呢！”

我也不恼，乐呵呵地听她一字一句教我念单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摊开的书页上，外孙女清脆的童声，和我略显笨拙的跟读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半生的外语缘，从当年的6分，到后来的“专家”，再到如今被外孙女嘲笑的“假教授”，其实从来都无关名利。它就像东北冬日里的棉絮，蓬松着裹住了大半生的岁月；又像老收音机里的电波，虽有滋滋的干扰，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时代的纹路里，酿成了一坛岁月的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