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的坠果·呐喊（2/2）

“走吧，儿子，发什么呆呢？”母亲的声音将我从那片冰冷而炽热的回忆中拉回现实。

她最终还是决定走那条捷径。她扛起了那个沉重的编织袋，脚步有些蹒跚，但背影却透着一股韧劲。

我快步跟上，从她肩上接过袋子。这一次，她没有再拒绝。

阳光依旧灼热，前方的拆迁区显得破败而安静。现实的困窘与遥远的记忆奇异地重叠在一起。一个是为了几十块钱和半小时路程的纠结，一个是为了自由与尊严的纵身一跃。它们同样沉重，同样烙印在生命里。

我扛着袋子，走在母亲身边，那段在韩国的“深渊”之旅，仿佛就藏在这沉甸甸的重量里，提醒着我，有些东西，再重，也要扛起来，再难，也要走过去。

记忆里那群人叠罗汉般砸向采访台的失重感还没完全消散，我的双脚却已经踏在了这片干裂、贫瘠的土地上。

我被“安排”到了这个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次才能找到的小山村支教。通知下来时，我有些懵。我明明是通过了正经考试，拿到了那个许多人艳羡的“编制”的人。电话那头，负责人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年轻人，要沉得住气。基层锻炼是宝贵的经历，不要急，先在那里待着，未来机会多的是。”

未来是多久？我不确定。是在这里扎下根，像村口那棵老槐树一样，守着这片土地直到退休？还是仅仅待个两三年，积累一份所谓的“资历”，然后想办法调回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大城市？这两种可能性像两条岔路，在我脑海里模糊地延伸，看不到尽头。

更让我心头蒙上阴影的，是负责人那有意无意、隐晦的“提醒”。他搓着手指，眼神飘忽：“哎呀，小陈啊，咱们这里条件艰苦，经费也紧张。这个工资待遇嘛……有时候可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甚至……需要你们有一点奉献精神，理解一下，算是为教育事业无偿贡献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也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多。”

义务？免费？无偿奉献？

这几个词像冰冷的针，刺在我刚刚因为拿到编制而有些温热的心上。凭什么？我寒窗苦读，过关斩将，不是为了来这里当免费劳动力的！那股在三年前韩国时就涌动过的不平之气，又开始在胸腔里隐隐发酵。

初到村里时，我是带着强烈不满的。低矮的土坯房，崎岖泥泞的小路，夜晚只有零星的灯火，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所熟悉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直到我走进那间唯一充当教室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的土屋。

只有七个孩子。零零散散地坐在破旧的课桌后，像几株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小草。他们的眼睛，出乎意料地，亮得惊人。那是没有被网络游戏、繁重课业和城市浮尘遮蔽过的清澈，像山里的泉水。小脸因为常年的日晒和风吹，泛着健康的黢黑，带着高原红，像秋收后的土地。

我站在那块斑驳的黑板前，还没开口，一个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举起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老师……我娘煮的洋芋（土豆），给你吃。”

那一刻，所有关于城市繁华的留恋，关于工资待遇的愤懑，关于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然后，在那纯真无邪的目光里，一点点软化、消散。

于心不忍。

好吧，就教他们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些是真正的，生长在泥土里的，祖国的花朵。他们或许衣衫褴褛，或许连县城都没去过，但他们的眼睛里，有星辰。

但，免费？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暗暗咬牙。我不是圣人，我需要生存。那股来自记忆深处的执拗升腾起来——怎么能让我当免费劳动力呢？那和在韩国被压榨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换了一种更温情、更难以反抗的形式。

我在心里盘算着，像精打细算的母亲规划着有限的家用。如果……如果最后真的能发下工资来，哪怕很少。我拿出百分之八十，不，哪怕更多一点，留给这些孩子也好。给他们买些像样的文具，买几本课外书，或者只是给他们每天中午加一个鸡蛋，补充点营养。

只有个位数的学生，学习环境差得让人心酸，孩子们的家，我走访过两家，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来上学，翻山越岭，可能只是为了认识几个字，将来不至于像父辈一样，被困在这大山里，或者出去打工时连工钱都不会算。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人”。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就像此刻的我，和台下这七双渴求的眼睛。也像三年前，我们那十几个人，手扣着手，纵身一跃的决绝。

历史似乎总在换着方式重演，压榨与奉献，困顿与希望，个人得失与更广阔的责任，总是纠缠不清。但这一次，我没有选择砸下高台，而是选择站在了这块摇摇欲坠的黑板前。

粉笔灰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小的雪。孩子们跟着我念，声音参差不齐，却格外响亮，冲破了土屋的寂静，传向外面那片广袤而沉默的山野。

我知道，另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琐碎的“抗争”与“坚守”，才刚刚开始。而这一次，我的“话筒”，是手中的粉笔，和这颗尚未完全冷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