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大梦一场（1/2）

神宗皇帝突然间像是着魔一般地对新法大打出手无疑让王安石和整个变法派都是一阵眩晕：这到底是怎么了？皇上这是魔怔了吗？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宰辅大臣以贺雨为名前去觐见赵顼。皇帝陛下二话不说，他直接就将郑侠的奏疏和那幅流民图拿给这些大佬们逐一传看，众人这才明白赵顼昨日为何会如此反常。这还不算完，赵顼还当场痛斥他手下的这帮大臣不体恤民情，明明老百姓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可你们却瞒着不上奏，也不见你们当中有谁主动站出来自请前去主持赈灾工作。

赵顼转而向王安石问道：“这个郑侠你认得吗？”

王安石如实回答说郑侠早年曾是他的学生，随即他便以“赈灾不力”为由请求赵顼罢免他的宰相之职。

至此，郑侠的目的眼看就将全部达成，在场的冯京等人听着王安石这话开始满脸通红心跳加快，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赵顼，就等着皇帝陛下猛地点一下头。然而，他们失望了，赵顼再度当场变脸，他不但拒绝了王安石的求罢，反而还下令开封府将郑侠缉捕治罪——擅发马递之罪。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赵顼在次日突然又态度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弯下令将前日的诏令全部作废，新法全部恢复，仅仅只是方田均税法暂行罢除。史书给出的解释是，当得知新法被废后，变法派的骨干成员翰林学士吕惠卿和御史中丞邓绾跑去见了神宗皇帝，然后两人跪在皇帝面前号啕大哭，且言：“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

于是乎，神宗皇帝这才又改了主意，新法就此起死回生。

各位，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些事看似很无厘头？赵顼这样做简直就是在拿国事当儿戏，煌煌国之政令竟然三天两改，所谓的金口玉言成了小孩子嘴里转身就不算数的戏言。可是，经过几次大型修改的《神宗实录》和史书就是这么记录这段历史的。如此真的要佩服吕惠卿和邓绾的人格魅力，更是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两人在神宗皇帝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试想：神宗的奶奶和妈妈痛哭流涕都没能让他下决心废除新法，可吕惠卿和邓绾哭了一会儿鼻子竟然就把神宗给打动和说服了，这可能吗？也不知道当年那些修改《神宗实录》的史官是不是觉得后人都是些没脑子的人，这种明显不合常情的事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史料里，这算不算是在赤裸裸地批判神宗皇帝是个没有主见的昏君呢？还是说是在赤裸裸地鄙视后世之人没有智商和思维辨析能力呢？

关于这段历史的真相如何我们如今根本无法得知，我们能知道的是新法在这次急停之后依然继续在全国施行，至于在此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围绕着如何改变神宗皇帝的意志而到底进行了怎样的一番明争暗斗却是我们所不得而知的事。史笔在别人手里，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事就一定会记录下来，他们坚决不想让你知道的事就一个字也不会提。

我们现在所要知道的是，经过这次在史书里真假难辨的“废法风波”后，王安石就此无比坚决地请求辞去宰相之位。但是，赵顼对于王安石的请辞还是予以了拒绝，身为皇帝的他确实在新旧两党的长期斗争中总是摇摆不定，可他立志于通过依靠王安石来变法继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也始终未变，他只是没有完全放权给王安石而已。

我们这里无需讳言的一点是，这些年新法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当之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某些地方和基层官员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存在着“谋私利、谋政绩、害百姓”的行为和现象。这些问题赵顼和王安石都知道，不同之处在于，王安石认为即便是旧法当道时也会存在这些问题，毕竟吏治败坏自古皆有且从未断过，可赵顼和保守派却认为当前的这些个吏治败坏的现象是由新法所导致和产生的。

针对这个问题，王安石的办法是加强监督和整顿吏治，保守派的办法则是废除新法回到以往的老路上去，赵顼则是希望两头兼顾——既要施行新法又要社会和谐。要不怎么说年轻人就是天真和幼稚，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何曾与社会和谐沾上过边？遗憾的是，在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者身上，这就是一个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宿命和死结。

请注意，在王安石又一次开始连续请辞之时，他的一位远在西京洛阳的老朋友这时候却是异常兴奋——司马光！

在旧党史官的笔下，当他们的伟大领袖司马光同志在看到神宗皇帝在这年三月下发的罪己诏和求言令后是激动得泪流满面：五六年时间过去了，皇帝终于长大了，终于醒悟了，终于知道自己用王安石变法是错误的行为了。既然现在皇帝下诏认错了，而且还要所有官员给他提意见，那么他司马光同志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可是，给皇帝挑错这种事显然有点不好办，毕竟君臣名分摆在这里，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显然有违孔夫子的教导。再说了，那边不还有一个老朋友王安石吗？司马光同志可是君子，他怎么可以对朋友口出不敬呢？

据史书记载，看到神宗皇帝的求言令后，司马光同志是忍了又忍、想了又想，最后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才被迫很痛苦地提起笔给赵顼写了一道奏疏。司马光同志为什么这么纠结和痛苦呢？因为他要说的话并不是那么含蓄和好听，可他又觉得自己必须要说，所以他才纠结和痛苦，但最后他终究还是写了。

司马光在奏疏里先是一上来就对赵顼一顿猛夸，说他如何志向高远英明神武，然后又夸了王安石，说他真的是个大才且精明能干锐意进取，而且他还夸赞赵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堪比齐桓公和管仲以及刘备和诸葛亮这两对模范君臣。

说完了这些，司马光笔锋陡转：六年过去了，你们做出什么成绩了吗？这个天下都被你们搞出来的新法给害得是民怨沸腾，所有的新法无一不是在严重冲击这个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这一切终于导致了如今天下大乱的局面。

这里请允许我中途打断一下。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的变法了，我相信大家现在也能够知道新法对哪些阶层的人伤害最大，就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王安石的新法是因为损害了地主和官僚阶级的利益才遭到了失败，可司马光同志对此是避而不谈，他直接把民众绑架到了他的战车上。他没说新法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说新法害苦了老百姓，难道说在他的眼里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就是老百姓？难道说这些人有怨言就代表了民怨沸腾？就代表了天下大乱？

这里不禁要请问一下司马光同志：什么时候只占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了整个社会的全民代言人了？什么时候特权阶级的声音竟然就成了天下的悠悠众口之音了？

总之，在司马光的认知里，宋朝自变法以来就一直都是民不聊生的一片破败之象，似乎宋朝现在已经被新法给祸害得快要亡国了。可是，事实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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