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宗师陨落（2/2）

关于沈括，我们在今后的故事中还会再详细地提到他。放之眼下，沈括此时其实已经远离了官场三年时间（因母丧而守孝三年），他是在公元1071年结束了丧期并被王安石委以重用成了变法派的一员，而他此时的官职则是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在被朝廷派去赈灾的这一年，沈括已经是四十一岁了。需要提到的是，沈括可是有正经文凭的，虽然他靠父亲的恩荫当了县令，可后来他在其三十二岁那年（仁宗驾崩之年）以官员的身份参加了科考并最终金榜题名从而拿到了那张进士文凭。

聊完了未来会在某些个阶段成为故事主角的沈括，我们再来说一个在曾经的某些阶段是我们这个故事主角的人——欧阳修。

还是在这年的八月——即公元1072年8月8日，在一年前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的欧阳在颖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宋朝官方在次年为其赐谥号曰“文”。在古代的谥法里，如果一个官员死后能被朝廷赐一个单字的褒美谥号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耀，比如唐代的文学大宗师韩愈其死后的谥号就是“文”。欧阳修作为宋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以及他自身本就具备的深厚文学造诣，这个“文”可以说他是完全承接得起的。然而，欧阳修最终的谥号并不是“文”，而是“文忠”，这里面原因何在呢？说来说去，欧阳修还是吃亏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不可否认，若单论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个人才华，欧阳修在北宋的历史地位绝对是宗师级别的人物。他不但在文学上（主要是散文领域）复兴了汉唐时期的古文之风，而且他的这种革新和继承也让宋朝的诗词开始走出婉约派的束缚并为豪放派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此外，欧阳修也为宋朝文学事业的后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他举荐和提携的文人才子可谓是数不胜数。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欧阳修，那么苏洵这辈子都恐难有出头之日，曾巩也有可能继续在科场上连吃败仗，苏轼和苏辙能否初次参考就金榜题名也很难说。

除了文学，欧阳修在史学上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新唐书》是由他和宋祁、范镇等人合修的，而《新五代史》更是由他个人独立修撰而成，后者前后足足花费了他十七年的时间，于史学界而言此可谓功德无量。

不过，相比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欧阳修在官场上的作为则让人有些一言难尽。自他步入官场到最后致仕的前后四十年里，欧阳修一直都是以一只凶狠的斗鸡形象存在于北宋的政坛之上。身为言官时，他喷两府大臣，当了两府大臣后他又喷言官，在这四十年里被他的口水溅到身上甚至是脸上的官员可谓是难以计数。正如每一个心直口快又怀有大才的人一样，欧阳修这种人在官场上有人恨但也有人爱，恨他的人对其咬牙切齿，爱的人则对他敬仰有加。

客观地说，欧阳修身为京官时他确实不太招人喜欢且总是与人在嘴上斗狠，但在担任地方官时他的那一套“无为而治”的为政理念却能在最大程度上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简而言之，他不折腾，百姓也能因此而少遭罪。相比动辄就新官上任三把火并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绝非庸碌之辈的官员，像欧阳修这种类型的地方父母官在太平岁月里显得极为珍贵。

常言道，出来混迟早都要还。欧阳修恐怕做梦都没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要跟他来一次清算，此人便是此时担任北宋太常卿的常秩。

对于给已故的朝廷大员加授谥号这种事，身为太常卿的常秩自然是太有发言权了，他说欧阳修在担任两府大臣时对当今天子和先帝英宗皇帝都有“定策之功”，所以应该在欧阳修的谥号里加一个“忠”字，于是欧阳修的谥号就由“文”变成了“文忠”，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欧阳文忠公”就是这么来的。常秩表面上是在夸赞欧阳修，但实则明扬暗抑，站在谥号的角度上来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文”都绝对胜过“文忠”。常秩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欧阳修活着的时候跟他有过节和私怨，这导致他连死了的欧阳修都不肯放过。

得知欧阳修的死讯，京城里的宰相王安石和杭州府里的通判苏轼都为欧阳修写了一篇祭文，放眼此时的宋朝文坛恐怕也只有这两个人最有资格为一代文豪欧阳修书写祭文，而这祭文也都分别成为了此二人在杂文领域的代表作之一。后世的历史学者更是将这两篇祭文做了一个对比，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宰相大人胜过了通判大人（当然，苏轼的粉丝可能对此有异议）。

诚然，王安石在变法开始之后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层阴影，但有鉴于欧阳修早就已经在外地为官，因而欧阳修也就没有如司马光和吕公着那样与王安石公开决裂。可是，对于新法的很多内容欧阳修是持反对意见的，倘若主导变法的不是王安石，那么依照欧阳修的脾性他定会像个勇猛的战士一样以笔为刀并战斗到底。可以想象的是，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欧阳修对于王安石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乃至于这会让他时常感到纠结和痛苦，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却真正地展现出了一个君子所应具有的风骨：君子之间和而不同，君子之间不口出恶言。

在旧党及其党徒们所修订的史书里，王安石及其整个变法派的主要官员时常被戴上一顶大帽子——群奸，在他们这群人里面除了王安石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被请进了《宋史·奸臣传》。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宋史》的编纂者明显是把屁股放在了哪一头，都说写史要客观，即使不能完全客观也要尽可能地客观，但这些人却堂而皇之地违背了这个宗旨。

在这些人的笔下，王安石在担任宰相后就没有说过欧阳修一句好话，甚至还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了王安石是如何地贬低和咒骂欧阳修。我不清楚这些人为何要这样做，我只知道王安石在他的那篇《祭欧阳文忠公》的祭文里对欧阳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褒美，他在字里行间没有说欧阳修的半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