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 是弗里德曼教授要找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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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厚启思考了一会儿,有点委屈,这时余切说,「我们明天再来,你看你裤子都滑破了,到时候你妈要说你。」
这个妈妈,说的是张俪。
余厚启顿时明白了,他扭著头,答应回去。
这种时候还很多。余厚启可能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样,是个右脑发达的理科脑袋。
加上余家的条件,他将来学点东西绰绰有余。
另一个问题出在教育上,张俪和陈小旭是两个极端。张俪对余厚启的要求比较严,有点「大家族嫡长子」的感觉,余厚启才很小的年纪,他吃饭、说话,甚至作息都有一套规矩!平日里呢,张俪执行的是双语教学,会故意的把一些家里的物件,把英文的说法教给余厚启。
而陈小旭对余厚启极端溺爱。
事实上,她本来也是要求高的,但这是张俪的孩子,出于这种原因,陈小旭就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无论是任何事情,陈小旭都和颜悦色的和孩子聊天。
11月,陈小旭忽然呕吐,驱车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也怀孕了,已有三四个月,这次是个女孩。这下余切彻底照顾不过来,请出了自己的母亲马小兰助阵。
余妈的到来,使得这种情况更为夸张:张俪希望在余妈面前,表现出自己能管教好孩子的样子,而陈小旭表现得十分大度。
余妈评价道:「你家里氛围有点怪,我说不好是负负得正,还是两样不好的都沾全了。」
余切很无奈。「杨振宁家里是慈父严母,林一夫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就不一样了,我的活儿都被拿走了。」
「哦,这确实得怪你,谁让你老不在家!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慈父严母?因为男人都有了事业,当妈妈的只好加倍的用功夫在家庭上!」她又问。「还有,现在小旭也又有了孩子,她说不定有孩子以后又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女演员呢?」
「您老哪知道的?」余切真是惊讶!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她应该最大你既然负责,负责到底,没孩子算什么负责「」
。
余切尝试解释,他如今的财富足以让很多人荣华富贵一辈子,也包括宫雪,因为宫雪目前没有表露出任何生娃的意愿,她作为沪市人,在这一时期已经表露出一些丁克的想法。
但余妈不这么认为:「你听著我的话,西方那边的观念怎么说你别管,你不是生活在中国嘛!宫雪,是宫雪吧?!」
余切点头。
余妈继而一鼓作气、斩钉截铁道:「她不论现在怎么想,今后一定会后悔的,没孩子就没有伴,以后也没有话语权,对她来说尤其这样,人不会清高一辈子的,钱也不能买来所有东西!」
甚至她不一定能像今天那样,热衷于表演事业了,这不是说宫雪会有其他想法,而是说到一定年纪后,她可能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有多大兴趣。
余切不认同余妈的话,但他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上一代人如何进行思考的。
余妈颇有一种《江村经济》里面的思维:【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这个群体(家庭)
本身无限的扩展很可能是不利的,因为扩展家庭会导致摩擦的增加;但规模也十分重要,这甚至更优先于父母之间的感情和婚姻,因为孩子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丈夫和妻子在结婚前是互不相识的。】
【子女还起著稳定家庭群体里各方关系的作用。子女的经济价值也是很重要的。当父母年老而不能劳动时,他们就由儿子们来赡养,他们尊严也依赖于此。】
【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
这些放在今天还有道理吗?
不一定有道理了,但这是九十年代,人们要想明白这一切,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现代的人仍然受到过去的观念影响。
余切恍然大悟,甚至明白家中的教育氛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
他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张俪在孩子六岁前,不得安排任何功课性质的补习,张俪问,「那他怎么发展他的兴趣?」
「咱们随著孩子的兴趣来嘛,他要学钢琴吗?」
「没呢。」
「学书法?」
「更不可能了!」张俪说到这,忍不住笑了。「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说,他就爱看动画片。」
「那就看动画片得了,才两岁,学这些干什么?」
「那不行,就是因为小,才事半功倍,要培养他的兴趣。」张俪嘟囔道,死活不同意。首都这时已经有很多兴趣补课班,在沃森带来的「智商论」风靡全国后,首都人民似乎最爱看到天才少年的诞生,而且越是权贵家庭越是如此。
中国第一个少年补习班出现在1978年,名为「京城四中及北医子弟高考补习班」,兴趣班也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一样开得到处都是,到今年已经非常普遍。
比如后世很出名的「京城少年宫」,就是在这两年落成的。位置就在二环,它建筑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足以容纳数千人同时学习——在这方面,大城市是远远走在内地其他地方前沿的。
张俪也受到感染。
余切只好降低条件,「四岁,四岁!」他说,「这是我的底线了。」
张俪只得同意,但买了一大堆教育片,在家里整天的放。余切本来想把片子藏了,但是没想到余厚启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11月,余切先前与人合著的成果《计划体制》节选,发表在《经济研究》当中,主要是他有关干德国合并的研究,结论很简单:自由市场造成了物价飞涨。
但余切不是简单的批判自由市场,他是把通货膨胀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既不属于计划体制,也不属于自由市场,它仅仅是一种现象而已。因此它既出现在德国,也出现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内地。
这其实打破了近年来的叙事:由于东欧地区物资供应不力,而欧美成功的度过了滞胀迎来第三轮科技革命,因而「通货膨胀」开始被描述为计划体制特有的现象。
美国人弗里德曼大力赞成这种观点。
《经济研究》是社科院的刊物,而弗里德曼他访问的最后一站就是社科院,他向人询问:「我想知道,这里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有人给他拿来了这篇研究稿,他看后又递给托宾看。
「托宾,你觉得这篇文章如何?」
「真知灼见。」
弗里德曼摇头,「我认为是强词夺理。」
接著,他随便找了个社科院的人,「我希望能和余先生见一面,他这里有一些错误,我愿意指正他。」
来人显然被弗里德曼的大胆吓住了,「那是余教授,我们不容易喊得动他。除了课程之外,他应该休假当中————」
「那你告诉他,是弗里德曼教授找他。」